材料一   1618—1648年发生了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战后缔结的《成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和确立了国家主权、主权平等、维护和平、协商解决争执等一系列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准则，宣告了选代国际法的产生。国际法是和欧洲国家间体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不适宜美洲大陆上不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或亚非国家。随着西欧国家向全球扩张势力，主权（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传播至全世界，与西欧界定之主权《民族》国家要素不一致者皆可兼并之、占有之，列为殖民地。

——摘编自鲁纳《改变中国的国际定位观：晚清时期国际法引进的意义》等

材料二   国际法正式系统地被介绍到中国是19世纪60年代。1863年，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将书倾的《国际法》翻译为《万国公法》。该译著的出版，得到了洋务浪费访的大力资助。总理衙门曾将此书分发到沿海各重要通南口库作为对外交涉的依据。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扶持大忙学生去日本留学。中国学生在此期间接触到了大量的日本文化及政治动态，其中也包括国际法的学习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他们把国际法当作一种救世工具，将一些国际法著作翻译、介绍到中国。从1902年到1911年，共有几十种日本留学生编译的国际法著作出现对国际法知识在中国的普及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董临瑞《从<南京条约>看晚清时期国际法在中国的运用》

材料一   唐朝统一全国后，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国力强盛，周边民族及亚洲、欧洲等七十多个国家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唐朝统治者认为隋朝灭亡的一大原因在于外交政策的失误，过于“大汉族主义”，因此唐朝采用当时国际上遵循的外交语言，与各国元首亲热地称兄道弟，而且还特别重视民间经贸文化交流，通过不断的民间交流来影响到各国的外交政策倾向，对前来中国的海外商贾，采取了不少保护性措施。如《唐律》规定，官员不得无故刁难外国商旅进入关津，对于“无故留难者，一日主司笞四十，十日笞一等，罪止杖一百”。

——摘编自曹文君《从外交政策看唐朝统治者的对外意识》等

材料二   钦差大臣耆英代表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于1844年11月奏称：“夷情变幻多端，非出一致，其所以抚靖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固在格之以诚，尤须驭之以术，……有加以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并有付之包荒（包容）不必深与计较方能于事有济者。”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中国坚持国家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中欧积极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加强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深化同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的合作。中国已与世界上110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其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到60对，在世界上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和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

——《新中国外交70年的历史性成就与基本经验》

近代博物学的兴起改变了西方人看待自然的方式，物种知识的产生和流行亦在商业、生态和政治文化方面引发跨国连锁反应。大熊猫作为博物学兴起后被重新“建构”的新物种，逐渐受到世界普遍关注。

——摘编自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等

材料   为了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南京国民政府以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为后盾，于1927年宣布不采用暴力手段废止不平等条约，宣称打倒帝国主义非排外主义等外交方针。此后，逐步与各国就废除旧约、改订新约进行了谈判交涉，主要涉及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撤废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和租借地等权益。

1927年7月，美国率先与中国达成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宣布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随后德、比、意、英、法、日等迅速仿效。各国虽然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但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仍操纵在外国人手中，新税率的确定仍然受到种种限制。由于英、美等国不愿放弃领事裁判权，相应的双边交涉迟迟没有结果（1943年才得以实现）。在租界和租借地问题上，英国1929年放弃了镇江租界，1930年放弃了威海卫、厦门租界，但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重要城市英租界和九龙租借地问题上拒绝让步。比利时在天津的租界也在1931年收回。法国、日本等国拒绝与国民政府谈判。

——摘编自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中国南京政府成立后,即率先与之签订新的关税条约,规定各自给对方以最惠国待遇。1930 年美国国会通过《斯姆特一霍利法案》，将美国的关税提高了50%。中国一些本来在美国畅销的产品销售量逐年减少,如桐油、兽皮、生丝、羊毛、抽丝品、棉花、猪鬃酒类产品、蛋类及蛋产品等。相反,美国输往中国商品的种类中;棉花、煤油、烟叶、小麦、汽车、机械、木材等却逐年增加。1932 年,美国仅棉花一项输入中国就达8400万美元，煤油、烟叶也在2000万美元以上。1931 年美国制造品输入中国总额为22503949美元,而中国制造品输美仅有10437756美元。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史蒂芬.波特强调应加强与中国的商业联系，中国终会“成为美国在国外最大、最富、最便利的市场”。

——摘编 自仇华飞《20世纪30年代美国关税政策与中美贸易》

材料二: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不久邓小平就于1979年1月28日对美国进行了访问,期间中美两国交换了对国际局势、产权、最惠国待遇等相关问题的看法，并签署了领事、贸易、科技和文化交流协议。邓小平访美后，中美两国的贸易发展迅猛,两国之间企业往来频繁,也签署了一系列促进中美贸易发展的协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举办贸易展览会的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贸易关系协定》等协定。1979 年7月7日,两国政府签订了为期三年的《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决定从1980年2月1日开始相互给予最惠国关税待遇,使中关贸易实现了正常化。

——摘编自任泽平《来自历次中美贸易战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