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代中国，几乎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强大的文明挑战，始终相信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凡是周围的国家，中国人就相信他们文明等级比我们低，应当向我们学习、进贡、朝拜。天朝只看重藩属是否归顺，而轻视疆土划分。

历代王朝认为模糊波动的边界反而有助于鼓励蛮夷的慕化之心，清晰稳固的边界却会阻断华夏文明价值的扩张，疆域往往中心清晰而边缘模糊。“朝贡体系自汉末就得到了确认，并在此后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定制，一直沿用到19世纪中后期。”中国近代之前主要以列封藩邦属国的形式巩固边关。

——摘编自葛兆光《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缘》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后，清王朝面临强敌窃边的边疆危机。1865年，薛福成先后追随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担任其幕僚，长期办理洋务外交，得以了解和学习西方外交理念及其运作方式，外交思想逐步近代化，在与英国进行西南边界勘定和界务谈判中，明智而务实的薛福成抛弃传统的“天下——王土”观念，代之以“寸土必争”的领土主权意识。1892年，薛福成与英国就滇缅边界划分进行了多次谈判，援引国际公约，收回了滇边部分领土和权益，他还力请朝廷选将练兵，切实加强西南边境的军事防卫。西南地区从王朝国家的“藩篱”，变成了与内地“唇亡齿寒”的边防要地。中法战争后，清王朝分别与法、英勘定滇缅、滇越、粤越以及西藏与尼泊尔、东北与日朝之间的边界线，这些较为清晰的现代民族国家间的边界线，意味着传统的属国或朝贡关系最终裂变。

——摘编自林开强《清王朝国家疆域边界意识简析》

材料一   晚清时期，欧美列强和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蓄意制造了许多外交事件和国际争端，使中国对外交涉活动十分频繁。晚清外交中既有鄙视外人的一面，又有恐惧外人的一面。外交中存在着明显的起始阶段奋力捍卫国家权益，可最后无奈退让的局面。外交活动中面临着外来压迫与内部政争的双重困境，双方的共同作用使中国的外交举步维艰。晚清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深深的屈辱性，也有着浓厚的抗争精神。在外交进程的态势上，既被动因应，又在一定程度上借鉴西方先进的外交策略等而渐次成熟。

材料二   近代，在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农业经济更显没落，其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使中国远不能适应近代化发展诸多方面尤其是外交方面的需求。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李胜臣《中国近代外交的特征及成因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