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律要求官吏必须廉洁奉公，严惩官吏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行为，并且对官吏的约束范围不限于本人而且及于家属。唐代不仅在立法上规定了严密防范官吏贪赃的具体措施，而且在司法上也严厉规定了对贪赃官吏的处罚。唐律虽规定官吏可享有议、请、减、赎和官当等特权，但对犯赃官吏，则大杖伺候，一切特权取消，严惩不贷……将官吏的贪赃枉法，与犯十恶不赦的重大犯罪等同起来，足见唐律对吏治的重视。
——摘编自何雨亭《唐代整顿吏治的立法》
材料二 清末新政时期，官场混乱无章，吏治腐败难返，破坏着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在这种腐败成风的社会环境里，清政府新政收效甚微，有的措施甚至成为虐民的苛政。这段时间内，清政府不仅继承了历代王朝的弊政，而且又有在社会转型时期所滋生出来的许多新问题，新旧问题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构成衰世所特有的吏治腐败景象。争权夺利、因循敷衍、贪污受贿、横征暴敛、生活腐化，行者不讳，闻者不惊，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腐朽的统治者并没有励精图治，恰恰相反，他们把改革当作发财的最好时机，从上到下，都疯狂贪污、受贿，大肆搜刮、掠夺，最终激起群众的反抗，可以说他们亲自把绅商阶层和广大人民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摘编自邵勇《改革之癌：清末新政时期吏治腐败问题议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吏治整顿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末新政时期吏治腐败问题形成的原因及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官员腐败问题的认识。
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起初多为列强强迫清政府所开，因此又被称为“条约口岸”，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王朝开始自开商埠，一种新型的通商口岸由此出现。
由于通商口岸的作用与影响对于中国来说是“利害参半”，早期维新思想家和清统治阶层内部有一部分官员，一方面出于趋利避害的目的，另一方面借以杜绝列强增开更多条约口岸的要求，“隐杜觊觎，保全主权”“扩充利权，振兴实业”，提出将一些重要的商贸城市自行主动宣布开埠通商。甲午战后，列强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导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推动了清王朝自开商埠举措的实施。1898年4月，总理衙门上奏请开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皇岛为通商口岸。同年8月，清廷颁发“广开口岸”上谕：“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得侵占……著沿江、沿海、沿边各将军督抚，迅就各省地方悉心筹度，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辐辏之区，可以推广口岸展拓商埠者……。惟须详定节目，不准划作租界，以均利益而保事权。”；1905年为抵御沙俄的渗透，全面开放东北。据统计，清末中国自开商埠36个。民国时期又主动开设22个，到1924年中国自开商埠达到52个之多。在近代中国主权已经大量丧失的情况下，自开商埠虽然不可能在方方面面都能做到自行控制和管理，但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决策，半封闭的中国国门终于由中国人自己打开。
——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1）依据材料结合所学，概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自开商埠的原因
（2）与“约开商埠”相比，自开商埠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结合所学分析自开商埠带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