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民国初年，历史教育的内容和重心逐渐发生变化。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为例，此书陈述专制政体形成的原因及其弊端；对于历朝开国君主的横暴和末代亡国的经过予以渲染，“以警国民之顽固未化者”。晚清时期历史教科书中一般以“人种”来叙述民族。辛亥革命后，李大钊指出只要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就都属于新中华民族。钟毓龙编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以五族共和为纲，“其(指其他民族)与汉族接触冲突之处，亦一律平视，绝无轩轾”。历史教育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历史教科书开宗明义讲述历史与国家的关系，指出“人必能对国家尽义务，为社会尽责任，而后谓之有人格”。

材料二     抗战时期不少历史教材对我国民族强盛和衰落之原因，强盛时在世界文化上所处的地位等，“均不厌求详，期有以唤起民族精神，使知我民族在世界文化上地位之重要”。 此外，教科书对近代帝国主义之侵略，外交政策之失败等，为“最为注意之点”,求振奋民族之精神，洗雪我国之耻辱。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严重，《殖民地独立运动》,《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教训》《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之类的著作出版增多，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这类著述显现出重要现实意义。抗战时期对“边疆”论述逐步课程化和专门化。有识之士主张强调边疆各民族与内地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民族外来说逐渐被摒弃。                                                  

——摘编自邓燕《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材料一   南北方人才比重示意图

宋代人才部分地区分布变化简表

——肖化忠《宋代人才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

材料二   以宋仁宗一朝为例，出类拔萃、彪炳史册的人不下数十人，为历朝历代所罕见。其中，最著名的有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包拯、张方平、司马光、王安石、曾巩、刘攽、刘恕、蔡襄、苏轼、苏辙、苏颂、沈括等。他们当中既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也有才能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犯颜直谏、风节凛然的谏臣。

——何忠礼《科举改革与宋代人才的辈出》

材料三   人才问题历来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所重视，但衡量人才的标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在中国古代出现了“论德而定次，是能而授官”“学行兼优”“治天下以人才为本，求材以教导为先导”“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半部论语治天下”等观念，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黄启昌《中国古代人才统计中的价值取向》等

材料一   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美国官吏有选举和委任两种，但选举无法避免盲从滥举，任用私人的流弊……美国纠察权归议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使他不得不颔首以命，因此常常形成议会专制。

——摘编自《孙中山全集》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是对中外旧考试制度的扬弃……《考试法》允许女性参加考试，第二届高等考试有45名女性参考，录取了其中2人。……无论是高等考试、普通考试、特种考试，均有相关于中国国民党党义及总理遗嘱等关于党派内容。……《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会阅卷规则》规定，每一试卷应经襄试委员初阅，典试委员覆阅，拟定分数加盖私章封送典试委员长。

——摘编自孙冰《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考录任用机制研究》等

材料   11世纪，工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兴起推动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新型学校出现，这些学校与教会的联系削弱，而直接与城市的世俗生活紧密结合。新型的学校有两类，一类是城市或行会的拉丁语学校，另一类是城市或私立的写作和算学学校。这两种学校共同推动了欧洲教育的发展，使人们对科学、医学、法学、哲学和神学进行了广泛的学习。到12世纪，在一些教育普及程度较高的城市中兴起了中世纪的大学。这些大学虽然是精英教育，但是它具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性和司法权，能够控制自身的组织和成员。由于中世纪大学在城市中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小社会，因此在大学内部也是依靠一些自治性的团体进行运转，教师和学生都分别组成行会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也对大学的教学和各种事务进行管理。所以虽然宗教思想在中世纪教育中依然占主导地位，但是大学却为新时代文化的出现和知识的飞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王挺之《欧洲中世纪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