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37年至1940年，中共党员由4万人发展到80万人。毛泽东发现许多新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较低，轻视对历史的学习，忽略对国情的把握，为此开展了党史教育。1941年中央收集了党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文件，编印成《六大以来》，供高级干部学习。毛泽东指明党史教育的目的是灵活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全党还开展系列党史座谈会，形成了党史理论的重要成果。

1951年恰逢党的而立之年，社会各界掀起了学习党史的热潮，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出版，是第一本简明党史，成为五六十年代影响最大的研究著作。同年，收录了毛泽东不同时期论著的《毛泽东选集》出版，把全党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推向了高潮。

80年代初，开展党史教育的工作刻不容缓。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从而掀起了全党学习的高潮。邓小平还多次强调要将党史教育看作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以教育党员树立改革开放思想。教育部要求全国高校开设“中共党史”必修课。

——摘编自王炳林《中国共产党开展学习的历史考察》等

材料1928年，蔡和森首先将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联系起来，拉开了大论战。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认为“中国社会是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而不是封建制度的社会”，依附于蒋介石政权；以严灵峰等为代表的“动力派”认为“中国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此派从属于脱离中共的陈独秀集团；以王学文等为代表的“新思潮派”认为“在中国的全国国民经济中，封建关系仍然占着强度的优势”强调中国社会的宗法专制性质，此派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论战持续6年之久，出版百余篇论文著作，王亚南与郭大カ合译《资本论》，吴平译《反杜林论》，郭沫若译《政治经济学批判》，最后“新思潮派”的观点被普遍接受，即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引起了中国社会史领域的论战，争辩封建制的概念、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关系等问题。还引发了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争，就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以及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等问题展开争论。

——冯天瑜主编《中国文化史》

材料   罗森塔尔认为：危机就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性决策的事件。危机具有双重性，“每一次危机既包括导致失败的根源，又孕育着成功的种子”。

——摘编自葛晓春、戴立文《危机管理理论述论》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出席的代表共有13人，另有共产国际及远东书记处派来的两名外籍人员。一大代表的曲折经历，尽显了复杂离奇的社会变迁，折射出剧烈动荡的时代特点。13位代表中，只有毛泽东、董必武最终走上了天安门城楼，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被反动派杀害，成为革命烈士。王尽美1925年病逝。包惠僧大革命失败后，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李达、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发生分歧，一大后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刘仁静1929年因参加托派组织活动，被开除出党。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失败后，1938年初只身投靠国民党，决意叛党，被开除出党。陈公博、周佛海抗战时期成为大汉奸，陈公博1946年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周佛海1948年死于狱中。

大浪淘沙，13名代表人生道路不同。真金不怕火炼，一批批共产党人浴火重生，在大革命洗礼中奋然前行。他们所点燃的革命火把，给黑夜重重的中国大地带来一道亮光，中国近现代史由此谱写出了灿烂的新篇章。

材料一   先秦时期是古代中国民族精神构建的时代。《礼记·礼运》语谓：“圣人耐（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周易·乾卦·象传》语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人们从天象而感悟人道，认为人应当像自然的运行那样生生不息，不断前进。《礼记·中庸》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精神，在先秦时期常常被称为“中和”或“和合”。

材料二   宋儒在学术上坚持求新，张载认为“学贵心悟，守旧无功”。理学把自然、人生、社会融为一体，在熔铸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等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理学家在建立体系时，大多经历了“泛滥释老，返诸《六经》而后得”的过程，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包容与创新的民族特色。

——以上材料摘编自郑师渠《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