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共70多万字，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桑蚕、种植等12个门类。徐光启撰写6万多字，皆为亲身体验所得。他在书中转录了大量前代和同时代的农业文献，并附有自己的见解或评论。
17世纪末至18世纪，《农政全书》传至日本和朝鲜。日本学者据《农政全书》整理、编写了“救荒本草”“野菜谱”“甘薯记”，此后，这些内容在日本应对历次大饥荒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后，《农政全书》仍然受到重视，为推进现代有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1735年，法国人杜赫德等编写的《中华帝国全志》出版，书中含有《农政全书》等中国科技典籍的部分内容；1738年，该书英译本在伦敦出版，中国桑蚕织造技术和经验促进了法英两国丝织业的发展。18～19世纪，俄国翻译了《农政全书》，推广了中国的桑蚕织造技术。
——摘编自《科学技术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内容，概括《农政全书》的基本特点；说明该书在国外的传播及所起的作用。(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内容，简述对明清时期中国科学技术状况的认识。
材料一 汉初制度大多不切实际，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声甚高，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都进行了制度创新和变革。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二 三省六部示意图
材料三 隋朝明确规定九品以上地方官一律由尚书省所属吏部任免，每年由吏部进行考核……与此同时，选举权也集中到中央……代之以科举制。科举制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首先设立秀才、明经等科……一律按才学标准录取……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四 辛亥革命终结了千年不变的王朝轮回，埋葬了腐朽没落的专制皇权，建立了模式一新的中华民国，开创了顺应潮流的共和时代，从思想意识、制度模式、经济发展和国家走向等诸多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它不只是打落了一顶皇冠，而且开辟了中华民族振兴有为的希望之路。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制度创新和变革”在政治上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唐朝三省六部制的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三、概括科举制与之前选官制度相比，有何不同。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辛亥革命在近代民主革命进程中的历史功绩。
材料一：元朝的疆域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元朝的疆域从今天的地理情况来看，横向上大致是东部沿海到今天新疆地区，纵向上从南部的沿海地区到北部的鄂霍次克海，都在元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中。在广阔的边疆地区，分布着众多的边疆民族，为了巩固边防，元朝在边疆治理方面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在地方上，元朝则设置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岭北、辽阳、云南、湖广，甘肃等行省位于边疆地区，具体负责边疆管理事务。为迅速传递诏命和情报，元朝还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实现了对边疆地区广泛而直接的管理。元朝不仅实现了对吐蕃广阔地区的管理，而且根据吐蕃宗教盛行的特点，在中央设置了管理吐蕃事务的机构——帝师和宣政院。在西南边疆设置了宣慰司都元帅府等机构进行管理，并大量任用当地土官，因俗而治，史称“土司制度”。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元朝边疆管理政策实施的意义。
材料二：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视塞防，然而两次鸦片战争的接连失败让清政府感受到了来自海洋的威胁。“中国的前线不再是长城或甘肃的玉门关了，而是在广州和上海了。”古代传统王朝以一种“天朝上国”姿态，与周边国家建立了广泛的朝贡宗藩关系。但是近代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殖民主义列强接踵而至，不仅侵犯中国，而且持续蚕食清王朝周边藩属国的领土。……在19世纪后半叶中国面临空前的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清朝主要采取了保藩固圉和以夷制夷等应对方略，但其均未能挽救当时中国的边疆危机。
——摘编自衣长春、黄韶海《论晚清边疆危机及应对方略》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边疆管理遇到的新问题并分析清廷难以应对边疆危机的原因。
材料 从顺治至康熙初年，黄宗羲对清统治者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不仅在行动上进行武装反抗，而且在《留书》、《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中还进行激烈的批判。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议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蔼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的弟子陈锡嘏当时在北京任职，代为力辞。黄宗羲闻知后即致书陈锡嘏表示感谢，说如果让他“待诏金马”，无异于“断送老头皮也”。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七十一岁，徐元文（顺治十六年状元，官至户部尚书）在康熙帝面前举荐黄宗羲参与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却派遣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馆去修史了。康熙二十六年，黄宗羲在写给徐乾学（康熙九年探花，官至刑部尚书）的一封信中写道：今圣主特召，入参密务，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何尝不可以称道梨洲的现实主义态度呢！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从顺治至康熙年间，黄宗羲对清廷的态度逐步发生了什么变化？(2)根据材料分析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黄宗羲对清廷态度的变化有什么现实意义？
材料一 以环太湖地区为分布中心的良渚文化，影响波及淮河流域地区、华南地区。良渚文化的代表包括有着高水平的制玉工艺、精美的磨光黑皮陶、通体磨光石器、精致漆木器。良渚文化遗址中虽并未发现黍、粟等旱作农业品种遗存，但发现了大量的炭化米（谷）、颖壳和小穗等不同的稻谷存在形态，其中以炭化米数量为多。稻米是良渚社会居民的食物主要来源。良渚文化中的墓葬，可分为两类。一类，如马桥文化中见到的那些小墓，其中有的无随葬品，有的仅随葬一些日常用品；另一类，如张陵山墓葬，往往不与“小墓”为伍，而葬于人工堆筑土台上，常使用棺、椁，以玉钺、琮、璧这类重器随葬。良渚社会在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等方面已经具备文明社会特征。
——摘编自郑云飞《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生业形态与稻作农业》等
材料二 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陆续发现了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的良渚文化大墓，琮、壁等玉礼器以及墓葬等级的差异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达程度。2007年发现良渚古城，2015年确认水利系统，这些都将良渚文化推到了国家文明的高度，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为世界遗产。如果没有对良渚80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中国在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已经存在如此成熟发达的文明社会。通过再现良诸文明的历史，可以发现它对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乃至后世中华文明，均产生了礼制、艺术、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这一过程同时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历程。
——摘编自刘斌《良渚与中国百年考古——被低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
(1)根据材料一，概括良渚文化的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80多年的良渚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1)据材料一，比较唐朝中后期与宋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不同，并指出各自产生的后果。
(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元代行省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行省制度形成的积极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指出中国古代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应采取的策略是什么？
材料一 我国对月的崇拜在原始社会中就存在，西周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祭月之礼，后历朝历代因之。人们通过观测月亮的圆缺变化周期，逐渐形成了日、月等时间观念，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了历法，称为阴历或太阴历。人们对月亮还充满各种想象，建构了月宫、嫦娥、玉兔、桂树等神话形象，用以寄托长寿、团圆等美好的期盼。
——摘编自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等
材料二 明末清初，徐光启等编撰的《崇祯历书》和康熙皇帝召集学者编订的《历象考成》均吸纳了西方有关月亮的科学知识。民国时期，天文学家陈遵妫撰写的《天文学概论》详述了月地距离、月球大小、质量等内容。这一时期，教科书、大众期刊、学生丛书等也纷纷介绍月亮知识。
2004年，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启动探月工程。2013年，“嫦娥三号”着陆器和“玉兔号”月球车登上月球，国人真切地见到了月亮的“庐山真面目”2020年，“嫦娥五号”返回器带回了月球样品，科学家对此进行研究，深化了人们对月亮的认知。
——摘编自谭丹《西学与近代国人的月亮新知》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人们对月亮的认知。(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以来国人对月亮认知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塞尔登中国地图》长160厘米，宽96.5厘米，采用中国古代风景画手法，使用汉字标注，并采用上北下南方位，同时标识了欧洲风格的罗盘和比例尺条。图中明朝信息最为丰富，北京城、黄河、各省边界等都有详细描绘。但却仅位于地图左上部分，中国南海前所未有地占据了中央位置。地图展现了东亚和东南亚全貌，覆盖了西起印度洋、北抵日本海、东南达印尼中部诸岛的广大地区。该地图瞻观性较高，但它并非一幅中国传统的陆地舆图，而更可能是一幅航海路线图。这些航线以中国南部的泉州与漳州港为起点，形成一个网络、最远可达地区最西端的印度于利于特港。图中还标注了如何前往也门、阿曼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学者根据图中信息判定，该地图为明末中国人所绘。
该地图后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约翰·萨利斯获得，辗转落到了约翰·塞尔登（1584—1654）手中。塞尔登是英国律师，下议院议员，东方学家，是对波斯、阿拉伯以及中国的相关知识感兴趣的英国学者之一。在他那个年代，海洋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塞尔登比同时代的人更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正经历海洋变迁的时代。他主张海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由国家行使管辖权。在去世前夕，他将该地图捐赠给母校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塞尔登中国地图》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摘编自（加）卜正民著《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世界近代史知识，简析这幅地图流传到英国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学者判断这幅地图为中国人所绘制的依据，以及该地图的意义。
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在“古典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材料一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自然科学是其主要部分。这些西洋学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新鲜的：欧几里得几何及其演绎推论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对此，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明代科学文化界的先进人士，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徐光启在其著述中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其学习与钻研中，他感到有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在驳斥反对派的诘难时，他更鲜明地指出，外来文化“苟利于中国，远近何论焉”。李之藻也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物理、几何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者”。方以智在《考古通论》中指出，西洋学术能“补开辟所未有”。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反映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的宽阔胸怀。
——摘编自张明《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西学中源说最初是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方以智、王锡阐等人提出的，依据孔子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可说明晚明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是中国古代学术流传到西方后，由他们（西方人）发扬光大了的。康熙帝在《御制三角形》中提出，“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康熙帝的说法立即被士人所理解，天文学家梅文鼎也积极响应，御制“《三角形》言西学贯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于是，西学中源说成为清代文化思想中对待西学态度的主流。
——摘编自张西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历史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用一句话概括徐光启等人对待中西文化“较为清醒的认识”。结合所学，指出明末两部译介到中国的西方科技著作。
(2)根据所学概括黄宗羲的思想主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谈谈你对明清时期西学东渐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