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太祖初一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行之一纪，革中书省，归其政于六部，遂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张廷玉《明史》卷一〇九
材料二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狐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1)据材料一，指出明朝前期对传统中央官制创新的主要史实。与材料一相比，材料二中阁臣权力有何变化？
(2)据材料二，指出明中期阁臣对政治建设的积极作用；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后汉书》记哀牢夷（位于缅甸云南交界处）种植棉花……哀牢夷被汉征服后，植棉东传到广西及越南边境一带……7世纪左右，植棉逐渐传布到广东及福建。
……唐初编撰的《梁书》载：“高昌国（位于天山南路）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垆，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
——摘编自赵冈《中国棉纺织业史》等
材料二 元朝的江南地区已盛种棉花，北方陕甘一带从西域传来了新的棉种。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朝政府设置了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省木棉提举司，年征木棉10万匹，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始定江南夏税折征木棉等物，这都反映了棉织业在江南已有普遍的推广。成宗大德时，松江人黄道婆从黎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和工具，从此松江有了轧车和弹弓。松江乌泥泾的妇女以棉织业为副业的有一千余家。所织棉布，已成为名扬远近的商品。
——摘编自《元史》、《梧溪集》等
(1)阅读材料一、描述棉花传入我国的路线。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分析元朝棉纺织业迅速发展的原因及影响。
材料一 我国对月的崇拜在原始社会中就存在，西周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祭月之礼，后历朝历代因之。人们通过观测月亮的圆缺变化周期，逐渐形成了日、月等时间观念，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了历法，称为阴历或太阴历。人们对月亮还充满各种想象，建构了月宫、嫦娥、玉兔、桂树等神话形象，用以寄托长寿、团圆等美好的期盼。
——摘编自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等
材料二 明末清初，徐光启等编撰的《崇祯历书》和康熙皇帝召集学者编订的《历象考成》均吸纳了西方有关月亮的科学知识。民国时期，天文学家陈遵妫撰写的《天文学概论》详述了月地距离、月球大小、质量等内容。这一时期，教科书、大众期刊、学生丛书等也纷纷介绍月亮知识。
2004年，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启动探月工程。2013年，“嫦娥三号”着陆器和“玉兔号”月球车登上月球，国人真切地见到了月亮的“庐山真面目”2020年，“嫦娥五号”返回器带回了月球样品，科学家对此进行研究，深化了人们对月亮的认知。
——摘编自谭丹《西学与近代国人的月亮新知》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人们对月亮的认知。(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以来国人对月亮认知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 明太祖朱元璋曾言：“商贾之士皆人民也。”明朝建立之初，他即实行恤商的新法，将税率降为三十分之一，下诏令官府采购应照时价公平给付。明初虽实行专卖政策，但比元代已大为放松，像盐这样的专卖品也与商家分利。商人可以贩粮到边境，领盐引回内地取盐。山（西）陕（西）、江淮等地商人纷纷奔走于各边镇，边地也随之繁荣起来。朱元璋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鉴于商贾多不读书，特命儒士编书教之。随着恤商政策的实施，城市中的商人活跃起来。在他们的带动下，元末遭到破坏的历代名城逐渐恢复。城市的繁荣带动了娱乐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戏曲、说书等通俗文艺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
——摘编自吴慧《中国商业通史简编》
(1)据材料概括明初恤商政策的内容。(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初恤商政策的影响。
材料一 下图所示
材料二 宋朝自成立之初，就鼓励对外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朝廷官员出使东南亚国家，怂恿他们的商人来中国；……载着中国商人航行在南海上的中国船只，取代了南亚和西南亚的商船。……开封是个更加商业化的城市。主宰居民生活的是昼夜开放的市场。而不是宫廷和政府机构。多层房屋矗立街头，并无墙环绕。这些房屋多用于出租。
——摘编自（美）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
材料三 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滑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脱脱等《宋史·河渠志》
(1)对比材料一中的图1和图2，指出唐朝长安城和北宋东京城在布局和功能上的异同。(2)综合上述材料，结合所学，分析北宋东京城市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董仲舒把春秋战国时期法家、道家和阴阳五行的学说，掺和于儒家的体系之内，据此来议论政治。其实质是把韩非的专制主义用儒学外衣包装起来，并进一步用阴阳术学加以理论化、神灵化……这一招胜于亡秦之焚书禁学、严刑酷法，不用杀人之身，就能灭人之心，成就韩非的“以法教心”的超常效果。显然其与孔孟的儒家治国之道大相径庭。
——摘编自薛国中《逆鳞集：中国专制史文集》
材料二 “六艺”即“六经”……从战国到汉代，“六经”早已取得公认的“圣典”身份……是“古圣先王”治天下的记录，而“百家”则是战国以下诸子的私家言论……汉代人都相信孔子整理了“六经”，用为教学的基础文本，这才使“六经”得以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一伟大的功勋使他成为周公之后的第一人。
——摘编自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董仲舒的治国思想与孔孟治国思想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武帝的文化政策及其产生的影响。
7 . 史料一 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摘编自《汉书·食货志》
史料二 （汉文帝）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
——摘编自《史记·孝文本纪》
（汉景帝）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
——摘编自《汉书·景帝纪》
(1)根据史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导致材料反映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2)根据史料二，指出汉初统治者“与民休息”政策的思想依据是什么？
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在“古典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十余年间庞大的军政费用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额财富消耗殆尽，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的势力迅速发展，富商大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史势，以利相倾”。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破产流亡，“背本趋末者甚众”。为此，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国家统一征收、转销、调运货物）平准（国家平抑物价）算缗（对商人、工商业兼营者和高利贷者加征财产税）告缗（对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等。
——摘编自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
材料二 宋代政府把商业看成是国家财政的巨大宝库。对于国家而言，一味地压制商业，只注重农业的发展同允许商业有一定发展，给商人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以获得高额商业利润相比，后者更能适应处于转型时期的宋代社会的发展。民间商人阶层已崛起成为整个宋代社会中一支重要而又最具活力的社会力量。大大便利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从而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商业资本，也由此而直接导致了国家商税的不断增加。
——摘编自冯葚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经济政策调整的特点和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宋代经济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其意义。
材料一 汉政府对（内附）胡人往往采取设置属国、道、都护府等机构“因其故俗”进行安置……汉政府一般是出于这样几个方面考虑安置胡人的。其一，是为了让降服的胡人“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内地）捍蔽”，这就决定了胡人要为汉开疆拓土和防御守边。其二，是为了解决胡人之间纷争。其三，是为了防止胡人叛逃或“作乱”。其四，控制胡人，为我所用。……汉政府还设置了度辽将军、使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护东夷校尉、西域都护等官职对胡人进行管理。……汉政府通过设置众多处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和官职对胡人进行了管理。设置伊始，情况各异，如有的机构军事性质为主，有的机构以安抚为主，还有的机构两者皆重，且他们针对群体不同，但基本目的是一致的，即为了有效管理内附胡人。
——摘编自王耀《两汉时期民族政策研究》
材料二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李唐王朝统治的近300年中，从总的方面来讲，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军事强大。在同周边各民族关系中，尽管有时出现过矛盾、冲突和对抗，但从全局来说，和睦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但是，它与周边各族的“和亲”比前后的任何一个王朝次数都多，规模都大。唐皇室进行和亲的目的，基本上是为了笼络少数民族首领，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唐朝与周边的异族藩王几乎都有过和亲的历史。唐代和亲的对象，有突厥、回纥、吐谷浑、吐蕃、宁远国、契丹、奚、南诏等。总之，唐朝一直坚持以和亲为主、武力征服为辅的对异族政策。
——摘编自刘军杰《浅谈汉唐和亲制度与民族关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朝经略边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朝实行和亲制度的原因，并分析唐朝民族政策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积极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古代封建王朝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制度对当今民族政策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