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为政》

材料二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国学热”下《百家讲坛》“制造”的“学术明星”于丹，讲完《论语》后说《庄子》，引发了各界热烈的争论。

材料一   （魏晋时期）佛道的流行对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构成了威胁，儒家奋起反击……，韩愈的思想比较粗糙，还不足以与佛老相抗衡。到了宋代，理学的兴起，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理学家提出“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以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中的精粹，形成了析理精微、论证明确的哲学体系，这是两汉的粗糙儒学所无法比拟的。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三   文学则文章由重形式改为重自由表达；艺术方面……则采用表现自己意志的自由方法。音乐方面……通俗艺术较盛，品味较古的音乐下降，变得单纯以低级的平民趣味为依归。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材料一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弒相仍，祸乱不已。……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

材料二   官僚政治运转正常时，官员“更新率”一般是较高的，经常有父为高官而子为匹夫，或朝为高官而暮为匹夫的情况，从而对贵族化趋势构成抑制。但另一方面，“世卿世禄”在汉代还不是太遥远的记忆，官僚显贵世代传承权势的要求显得“合情合理”，君主应予保障以换取其效忠，并为之提供了“任子”一类特权性起家途径。由此，“世家”、“官族”在一度中衰之后，便在新政权中开始了新一轮的缓慢积累。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一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教训，采用了道、法结合的黄老思想。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正好适应了当时的现实要求。但是，该思想不利于统治者的治理和中央集权制的巩固，因此，汉武帝最终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奉儒家思想为正统。董仲创立了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宣扬天道的精神以阴阳来体现，阳主德而阴主刑，阳为主而阴为辅；主张“大德小刑”，“德主刑辅”。当然，汉统治者从来不单纯依靠儒家维持自己的统治，汉宣帝教训他的儿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唐初统治者认为以仁义治天下才能得到长治久安，反对专任刑罚制裁。唐朝法律以礼为准则，主张刑礼合一，推动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法律制度的儒家化。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用哲学化的形式取代落后的“天人合一”思想，主张“德礼”是本，“政刑”是用，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决不可以忽视“政刑”，甚而主张“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将封建统治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

——摘编自成怀洋《中国古代治国经验及启示》

材料二   言及中国近代融合中西文化思想的形成，郑观应在19世纪90年代前后著成的《盛世危言》中最早提出中国人要救亡存而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这一主张将中学和西学放到了同等的地位，而且还要使两者“融会”、“贯通”，这在相当程度上不同于那时占主导地位的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的观念。随之而起的康、梁维新派在治国思想方面要求融合中西的主张较之郑观应更为明确而具体，对融合中西更加重视。他们主张“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批判当时的中国”治中学者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认为“此两学……相互诟病，或水火不相入”，如此，不能养成改革所需的人才，“上师尧舜禹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的最终目标也难达成。毋庸讳言，以上19世纪90年代前后的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虽然极具生命并不断社大，也因之带上了新的特色，但总体上看，其文化变革模式仍然是中体西用。

——摘编自崔运武《论中国近代的融合中西文化思想》

材料一   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一   自从董仲舒的建议批准以后，……孔子便从诸子百家之中超升出来，变成了东方世界之罗马教皇，而儒家哲学也就变成永恒不变的真理，谁要批判儒家哲学，谁就是名教的罪人，文化的叛逆。

——摘自翦伯赞《秦汉史》

材料二   （北宋）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要》

材料三 清初思想家在许多问题上继续发扬光大了晚明的进步思想，比如王夫之强调天理与人情的协调统一；唐甄继续批判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意在提醒士人对国计民生的注意；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都是这种精神指导下的成果。……这殷实学思潮直接引发了清代中叶的朴学学术，并且间接开启了近代中国学术的科学精神。

——摘编自曹文柱、赵世瑜《中国社会史》

材料一   （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装进阴阳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他所强调的不是从道德伦理意义上探讨人格的完善，而是着重论证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三纲”论之不可移位……但在政治学领域，他的大一统思想却有利于国家的巩固，而且适应于历史发展的潮流。

       ——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

材料二   宋儒通过对经典的研究，发现经典并非“圣道之全”……宋儒还通过总结汉唐以来经学的种种误区，指出治经应以切于实用为目的，应以讲明圣道、求得义理为旨归。因此，面对异质文化的严峻挑战，首先要起来维护儒家主体文化的神圣性，特别是发掘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这是一场保卫“圣人之道”的文化战争。

——人民网《宋代疑古思潮简论》

材料三     中国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潮分属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社会批判的产品，后者却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有些学人将这两种形态的文化等量齐观，显然不太恰当。如果要在欧洲文化史上选择一个段落同中国明清之际的进步文化作比拟，无论从产生的背景还是从所包含的内容而言，都以欧洲封建社会存在的最后几个世纪（14-17世纪），即严复说的西方“古学”转向“新学”的阶段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较为相当。

——冯天瑜《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