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礼乐文化在森秋以前一直占主流，春秋季世崩坏，周天子大权旁落。孔子作为三代文化的继往开来者，以复兴礼乐为己任，一方面“述旧”，继承三代礼乐文化； 另一方面因革损益，创立“仁学”，建立仁、礼合一学说，纳仁入礼，将三代文化提升到哲学高度。由孔子开创的儒学。不但在“轴心时代”确立了显学地位，而且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大流中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影响十分深远。 为适应文化下移，孔子公开收徒讲学，提出 “有教无类”主张。相传孔子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晚年修订六经，使三代文化得以流传后世。
——摘编自宋云生《论孔子对三代文化的继承与提升》
材料二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 正当法国进步思想家们从旧的神人关系向新的人人关系过渡，而急切寻求新的思想、新的视野的时候， 中国文化恰恰被传教士们介绍过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开始了对法国的传播， 为启蒙思想家们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和特权，在思想上反对宗教神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和极其有力的思想武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便引用过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搞编自吴星杰《中法文化交流与儒学在法国的传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孔子在中华文化发展方面的主要贡献。(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华文化传入欧洲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 徐光启认为象数之学乃是有度有数之事的基础，强调因数以明理的观念，试图通过翻译《几何原本》从科学方法论层次来教偏理学“虚玄时妄之说”的倾向。徐光启还在天津建立农业试验场，利用西方技术将南方水稻种植在高纬度地区，并将甘薯引进天津以解饥民之饿，宋应星提出“穷究试验”“凡事皆须试验而后详之”的实学思想，他认为任何科学知识都要亲身实践，以达到知行合一。王微认为西方科技巧器甚多，在选取上必须以关乎百姓日用为宗旨，国家急需为先务。李之藻认为中学、西学各有所长，不能相互遮蔽，而是要兼收并蓄，以求会通一二，以彰显文盛。
——摘编自李敬峰《晚明“四贤”的科技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1)根据材料，概括晚明时期科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时期科学思想产生的背景。
材料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共70多万字，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桑蚕、种植等12个门类。徐光启撰写6万多字，皆为亲身体验所得。他在书中转录了大量前代和同时代的农业文献，并附有自己的见解或评论。
17世纪末至18世纪，《农政全书》传至日本和朝鲜。日本学者据《农政全书》整理、编写了“救荒本草”“野菜谱”“甘薯记”，此后，这些内容在日本应对历次大饥荒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后，《农政全书》仍然受到重视，为推进现代有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1735年，法国人杜赫德等编写的《中华帝国全志》出版，书中含有《农政全书》等中国科技典籍的部分内容；1738年，该书英译本在伦敦出版，中国桑蚕织造技术和经验促进了法英两国丝织业的发展。18～19世纪，俄国翻译了《农政全书》，推广了中国的桑蚕织造技术。
——摘编自《科学技术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内容，概括《农政全书》的基本特点；说明该书在国外的传播及所起的作用。(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内容，简述对明清时期中国科学技术状况的认识。
材料一 东晋南北朝至隋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个完整过程。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个浓缩中国文化特质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词语——“中华”，胡汉融合是认识“中华”概念的一个起点。《晋书·桓温传》记有东晋大将桓温的一段话：“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十六国春秋》记十六国时原西晋旧臣贾坚仕于前燕，(东晋)士子荀羡劝说贾坚说：“‘君父、祖世为晋臣，奈何背本不降?’坚曰：‘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民既无主，强则附之。’”入唐以后，“中华”一词被广泛使用，贞观时，给事中杜楚客在谈及北方突厥时云：“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唐律疏议》规定：“造畜蛊毒(欺骗害人)，所在不容，摈之荒服，绝其根本，故虽妇人，亦须投窜(流放)，纵令嫁向中华，事发还从配遣。”
—摘编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东晋南北朝至隋唐胡汉融合与“中华”词义嬗变》
材料二 20世纪初叶，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是当时可称为中国知识精英之巨擘并站在新、旧交替激荡之大变局时代前列的梁启超先生。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写道：“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在于本国，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1903年梁启超提出“大民族”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后来又提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究我之此论，其将唤起我民族共同之感情，抑将益增长我民族畛域之感情。”
—摘编自石硕《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概念百年发展史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华”一词内涵的变化，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观”。
材料18世纪的中国，缙绅和绅衿成为大中地主的主要来源，他们靠特权积聚财富，其利益同商品生产和市场都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至少市场不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主要的途径。受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影响，“君子不言利”成为士大夫阶层的共同道德标准。中国封建社会只给读书做官的人以优隆的社会地位，经商致富的人始终得不到社会真正的尊重。从事商业化经营的地主一旦经营致富，便放弃直接经营，转入到出租地主行列：他们常会通过买功名、捐官爵，摇身一变为缙绅地主。
18世纪的英国，政途不是唯一的出路，地主依财产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既可通过经济的手段(主要是作为一个地产所有者)取得社会地位，也可因担任政府高官显职获得爵位，殊途而同归，似乎不存在款优孰劣之分。在商业化的浪潮中，封建领主向地主转化，他们掠夺资源、看重功利和效益，不但经营企业化的农业，而且普遍涉足工商业。作为土地所有者，他们并非仅仪是坐收地租的寄生者，更是直接参与了资本主义农业的改造(圈地运动),而且成为地产改良的重要投资人。
——摘编自徐浩《18世纪中英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1)根据材料，概括18世纪中英两国地主对商业化经营的态度差异。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世纪中国地主对待商业化经营的态度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的着装有严格规范。下表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服饰规范的部分内容：
出处 | 内容 |
| 《礼记·深衣篇》 | 上衣用布四幅，表明一年有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代表一年有十二月；袖口圆弧，领子方正，意味着公正：背缝垂直，体现出诚直。 |
| 《新唐书·车服志》 | 唐高宗时对官服的规定：三品以上袍衫紫色，四品袍深绯，五品袍浅绯，六品袍深绿，七品袍浅绿，八品袍深青，九品袍浅青。 |
| 《宋史·舆服志》 | 绍兴五年，高宗谓辅臣曰：“金翠为妇人服饰，不惟靡货害物，而侈靡之习，实关风化…宜申严禁。” |
——摘编自张玲《中国古代服饰的文化符号内涵及制度规范》等
材料二 明代的“服妖”分为衣冠复古、奢侈僭越、男女混装和习俗禁忌四个类别。衣冠复古，即穿戴模仿前朝服饰，包括了元蒙遗风和之前其他朝代的服饰：奢侈僭越，即以下僭上，违制使用贵重饰品和贵族服饰；男女混装，即女着男装、男着女装；习俗禁忌，即与传统社会认知相违背的服饰或服饰行为，如上层人士穿戴低贱之人服饰等。
——整编自赵梦菲《明代“服妖”服饰现象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国古代服饰的文化内涵并说明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为“服妖”下一定义，并对明代“服妖”的成因进行分析。
材料一 明朝政府要求各地定期测绘地图，并形成“三年一报”的地图造送制度，测绘了大量区域性地图。朱元璋为掌握边防重镇的军事部署和防务情况，测绘过不少军事防务地图。郑和下西洋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海图测绘，发展了海上定位技术，绘制了举世闻名的《郑和航海图》。明代中期也绘制了不少海防图、江防图，地图学家们绘制了数量众多、水平较高的地图集。清康熙皇帝在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下，用西方的测量技术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地图测绘，绘成了《皇舆全览图》。
——摘编自马晨燕等《对中国古代地图测绘政治依附性的评价》
材料二 近代中国绘制地图概况（部分）
| 地图 | 出版、编著者 | 时间 | 备注 |
| 海国图志 | 魏源 | 1842年 | 既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图志体例，又树立了 “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观 |
| 钦定大清会典图 | 清政府 | 1886-1899年 | 采用传统“计里画方”法，绘制了省、 府两级地图，并绘制了应用切圆锥投影技术的全国总图 |
| 中外舆地全图 | 邹代钧主编 | 1903年 | 第一次民间公开出版的地图 |
| 大清邮政公署备用舆图 | 清政府 | 1903年 | 绘制了送递快信的邮路，以及电报局的分布等，各类要素的表示均已符号化 |
| 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 | 周世棠、孙海环 | 1906年 | 民间刊行的四大全国地图集之一 |
| 东三省铁路图 | 商务印书馆 | 1905年 | 时务专题地图 |
| 民国重要矿产分布图 | 申报 | 1912年 |
——摘编自陈潮《中国近现代地图出版概况》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地图绘制的特点。(2)比较材料一、二，指出中国近代地图绘制新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地图绘制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部分文化情况简表
材料二 宜侯夨簋
部分铭文释意：“在四月丁未这一天，周康王对宜地进行占卜之后，命令虞侯夨（cè）说：把你迁到宜地，赐给你好酒一卣、圭瓒一陈……赐给你土地和人口。”
材料三 里耶秦简
部分内容释意：“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洞庭郡政府下达到所辖各县的政令文书，由各县负责传达到有关官吏与部门，并予以执行……”
材料四
悬空寺三教殿，位于山西大同，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殿阁内雕塑中间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左边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右边为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
韩愈痛感于儒学的衰弱，著《原道》一文。一方面竭力排佛，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学说中糅进了不少佛学的成果……
——卜宪群总撰稿《中国通史·隋唐五代两宋》
材料五 明中叶以后，粮食、棉布、生丝、食盐、烟草、瓷器等都成为主要的商品。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如苏州、杭州是丝织业的中心，景德镇是拥有数十万人的瓷都。商业大城市有三十余个。北方的工商业城市比较少，南方则占了绝大多数。民间大小交易多用银，政府的田赋、徭役、工商业税、海关税乃至官吏俸禄、国库开支，也大都是以银折价，以银计算。
——摘编自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
皖南民居——徽商曾经辉煌的印记
(1)依据材料一，概括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特点。(2)分别指出材料二和材料三反映的政治制度，并简述其作用。
(3)依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概括魏晋至唐代思想文化发展的特点。
(4)依据材料五，概述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材料一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自然科学是其主要部分。这些西洋学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新鲜的：欧几里得几何及其演绎推论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对此，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明代科学文化界的先进人士，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徐光启在其著述中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其学习与钻研中，他感到有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在驳斥反对派的诘难时，他更鲜明地指出，外来文化“苟利于中国，远近何论焉”。李之藻也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物理、几何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者”。方以智在《考古通论》中指出，西洋学术能“补开辟所未有”。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反映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的宽阔胸怀。
——摘编自张明《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西学中源说最初是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方以智、王锡阐等人提出的，依据孔子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可说明晚明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是中国古代学术流传到西方后，由他们（西方人）发扬光大了的。康熙帝在《御制三角形》中提出，“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康熙帝的说法立即被士人所理解，天文学家梅文鼎也积极响应，御制“《三角形》言西学贯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于是，西学中源说成为清代文化思想中对待西学态度的主流。
——摘编自张西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历史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用一句话概括徐光启等人对待中西文化“较为清醒的认识”。结合所学，指出明末两部译介到中国的西方科技著作。
(2)根据所学概括黄宗羲的思想主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谈谈你对明清时期西学东渐的认识。
材料一 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不与五谷争地，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压力。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也大致于同时引进，进一步丰富了农产品结构。
隆庆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亚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白银货币化成为明朝后期到清朝引人瞩目的现象。明初以铜钱、纸钞为法定货币，白银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银之禁，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材料二 清初，厉行海禁，严禁民间船只私自出海。康熙平定台湾后，于二十四年解除海禁，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对外通商口岸。但到乾隆二十二年，又将通商口岸缩减至广州一处。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明朝中外交往活动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2)材料二反映清前期对外政策出现怎样的变化？对中国历史发展有何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