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时期民族关系不是强调血统与种族之差异，而是以文化礼仪作为华夷区分的标准，实际上反映了华夏文明的发展中融合了众多其他种族或部族。如秦，本为西戎，最终统一六国，建立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此后，“华夷观”逐步形成一套中国化的民族思想：强调四周民族与华夏的不同，凡文化习俗不同者，皆目为夷狄。第二、夷夏之防。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既威胁中原王朝的统治，也会给中原农耕经济造成破坏。因此防止少数民族冲击中原便成为历代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三，用夏变夷。统治者将经济文化上的先进落后关系指称为文化上的尊卑关系，把少数民族内附称为“归化”或“内化”。
——摘编自霍维洮、马艾《经济、文化、制度三维向度中的古代多元一体民族关系格局》
材料二 在近代中国，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政治精英将西方经典民族形成理论中国化，提出“保国保种”“爱国爱种”的思想意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宣布“五族共和”，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上，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后来孙中山制定了22行省外加内外蒙古、西藏、青海联合建国方案；中共制定了由“民族自决”“联邦制”发展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建国方案。在中国各民族的前途问题上，孙中山提出过“振兴中华”的目标；中共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中华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是中共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上述民族政策，致力于维护国家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意图充分显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建立主权国家伴随着中华民族“自觉”的历史进程。
——摘编自赵刚《民族政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华夷观”民族关系思想的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
材料一 外族文化进入中原地区、外城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汉化、中国化，与汉族文化、中国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佛教文化，如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以及西域文化等。
——吴承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材料二 明清之际，《崇祯历书》的编纂和应用，《几何原本》的引进，以及全国大地图的测绘等标志性成果，开启了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学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并开始了向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转变……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并不只是单向的西学东渐，与之相伴相随的还有一个中学西渐，葡萄牙在租借澳门后，中国产品如丝绸、陶瓷、茶叶等，更多地输往欧洲，一些传教士推介孔子思想的同时，将儒家经典如“四书”及《周易》《书经》《孝经》《诗经》《礼记》等翻译为西文出版，葡国传教士曾德昭的《大中华帝国志》，全面介绍了中国历史，地理和思想史等方面的情况。1793年，马夏尔尼使团游览了承德避暑山庄，随员巴罗在《中国游记》中盛赞了山庄的园林建筑：“错落有致，间隔合宜，恰到好处，互相衬托”，另一学者又专门指出中国园林有更高级的美——不规则的自然美，这推动了英国“不规则园林”运动的兴起，随后，整个欧洲掀起了仿建中国园林的热潮，并修建了许多包含中国元素的建筑，其中不乏代表性作品。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中华文明史》与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材料三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
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3卷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华文化的特点与发展趋势。(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述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与“中学西渐”产生的双向意义。
(3)阅读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运用唯物史观简述如何看待外来文化。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伟大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材料一 明清以前，汾河水量充沛，汾河流域是中国古代城市较早形成和集中分布的区域。春秋时期，汾河流域的城邑最初集中于下游地区，之后汾河中游地区城邑逐渐增加，形成了“绛—曲沃”中心城邑体系。晋国晚期，“晋阳—平阳—安邑”崛起。战国至西晋，汾河中游是城市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出现经济都会、祭祀型城市等多种类型。唐代城市数量增加，并改变了之前集中于流域内河谷地带的分布格局，城市体系呈现以“太原—蒲州”为中心。宋元时期，平阳在国家都城东移北迁，以及金元军队数次南下的历史进程中逐渐上升，城市体系转变为以“太原—平阳”为核心。
——摘编自武亨伟《汾涑河流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材料二 明清以来，汾河水量明显减少，有“太行山西浊汾流”的诗句，襄汾以北河段已经“舟楫不敢行”。清代中上游段仅能趁山洪爆发漂流椽筏，下游新绛以下只可通木筏，其余皆不通舟楫。明初，山西人口403万余，相当于河南、河北两省的总和，于是有“大槐树移民”现象。元末汾河发源地管涔山地区森林覆盖率是40%，明末下降到15%，清末降到10%。洪武元年至宣统三年，平均14年就有1次旱年。明清山西兴修水利工程253项，是同时期陕西省的3倍。明清以来，因引用汾河及其他河湖泉水导致的“水案”几乎遍及全省各地。
——摘编自行龙《汾河清山西盛》、《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匮乏及水案初步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以前汾河流域城市发展变迁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以来汾河水量减少的原因及其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能得到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隋唐时期，新罗与中国交往频繁，它的典章制度、文字和风俗习惯受到中国的影响。日本全面接受唐文化，国内迅速形成学习唐朝的热潮，政治上建设”律令制国家”，文化上以唐朝为荣，史称"唐风文化"时代。日本自主加入东亚文化圈，形成唐朝、新罗、日本为主要成员的东亚世界文化格局。以唐朝为中心，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乃至从蒙古草原到西藏高原中间地带的西北走廊地区，构成一个完整、独立、自律的"东亚世界"。在东亚世界中，各国的历史是在同中国的紧密联系中展开的，此文化圈内的各种文化皆源于中国，或者受中国的影响而成长。唐朝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强调制度文化的传播和对周邻国家的开放，通过人员、物质、文化的广泛流动，充分吸收各国之长，维持自身的先进性和活力，形成对周邻的优势和吸引力，确保自身的中心地位。
——摘自《中外历史纲要（上）教师教学用书》
材料二 清朝皇帝在写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说：“昨据尔使臣以尔国贸易之事禀请大臣等转奏，皆系更张定制，不便准行……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摘自《中外历史纲要（上）教师教学用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东亚文化格局的特点及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对比唐朝，指出清朝对外政策的变化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大批耶稣会士来华，其中包括利玛窦、邓玉函、汤若望等人。他们在接受中国传统风俗与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传播西方文化。地理方面，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数学方面，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物理机械工程方面，邓玉函、王徽译绘《远西奇器图说》；此外，还涉及天文历算、水利技术、欧洲古典哲学、美术、音乐、建筑等方面。就其知识水平而言，基本上代表当时欧洲知识界的平均或最高水平。
———摘编自宁欣《中国古代史资料汇编》
材料二 儒家思想在西方传播较晚，当时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印刷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16世纪末，耶稣会士来华后翻译了“四书”“五经”。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西方之间的对话处在平等的位置上，耶稣会士们的翻译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伏尔泰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真理绝不与迷信混同。”他抨击天主教的黑暗统治，并把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之一。有学者认为，“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17和18世纪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
———摘编自郝景春《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材料三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家思想西传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认识。
材料一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身统治，制定并实施治理边疆的政策，以实行有效的管理。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又在辽阔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清政府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年班朝觐和联姻等政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清末，随着边疆危机的深入，边疆建省呼声日益高涨。有人提出在西藏等地建立行省，实行直接统治，去掉那种在新的国际规则下往往授人以柄的“藩属”关系。1884年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885年建台湾省，1907年建东北三省。在新的国际形势之下，晚清政府改变了传统的治边理念和统治方式，昭示中国对边疆的主权。
——摘编自但兴悟《“大一统”中国的重新塑造：近代边疆危机与建省改制》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治理边疆的措施与特点。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边疆治理理念发生变化的原因，并简述其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