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有学者说，周代的宗法制完备而严格，是一个成功的创造。继位的族长在宗族中有对宗族祖先的主祭权、对族人政治上的治理权、对宗族内共有经济的支配权。同一宗族内，“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这种关系不断发展的结果是是君统宗统的合一。
——摘编自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
材料二
东汉以后，强宗大族遍布各地，他们筑堡坞，置部曲，把持地方，操纵官吏，战乱时建立宗党武装，形成割据势力……两宋时期，宗族发展出现“千年土地八百主”的现象，“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高官大族也可能“家世零替”。如何整合族人、延续世系、复兴宗法，成为宋代士大夫面临的共同难题。随后，以建宗祠、置族田、修宗谱、定族规、立族长为主要特征的宗法家族制度得以全面复兴……明清时期，家法族规和乡规民约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批准，成为传统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清末民初，宗族组织原则发生了某些变化。上海王、朱两氏将祠堂族长制改为族会制，“从事家族立宪”。1918年该族增订族会章程，1924年修改，并经会员大会讨论通过。曹氏宗族的管理体制也开始近代化，规定族众有参与宗族事务的重大权力。此外，浙江绍兴阮氏宗族在1923年之前设立该族议事、执行二部，实行任期制，由选举产生。
——摘编自常建华撰《中国文化通志•宗祖志》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代宗法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宗法制的发展变化，并根据材料及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以来宗法制度“全面复兴”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指出清末民初宗族管理和周代相比有何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我们应如何认识宗法制的这种演变？
材料一 周人以同姓兄弟或姻姓亲信所封的诸侯国已非过去承认的原有邦国，而是以武力为背景，在原有众多邦国的地域内人为“插队”进去，很像“掺沙子”。这是鉴于殷商孤立而亡的教训，属于周的创造。分封出去的邦国，仍是“有其土，田，人民”的地方实体，并实行贵族世袭统治，地方拥有实权。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以郡统县。郡行政长官称守，掌一郡行政等事务。设郡尉负责军事。郡下设县，县行政长官称县令。每年岁末。郡守派遣官吏赴京师上计，向中央呈交记录本郡情况的计簿。朝廷据此行赏罚。县则在郡上计前，向郡守呈交县计簿。中央派监御史监察郡政，纠举弹劾有罪过的官吏。
——摘编自《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三 西周的封建是层层分封，而汉代封建只有一层分封，诸侯王国以下依然是郡县制。所以《隋书地理志》说：“汉高祖……矫秦县之失策，封建王侯，并跨州连邑，有逾古典。而郡县之制，无改于秦。”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西周分封制的创新之处。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分封制实施产生的政治作用。
(2)根据材料二，概括秦朝中央政府通过郡县制来加强对地方控制的措施。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郡县制全面推行的政治条件。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实行分封的后果及汉武帝采取的对策。
材料一 在史前时期，丧葬中的祖先崇拜主要是强化血缘关系；商周则是维系宗族秩序、统治秩序、伦理秩序。秦汉继承了这种崇拜，祖先总体上成为最流行的信仰对象，加入了“三纲五常”道德观念，丧葬礼仪被系统化、制度化，从此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同时，“天”是终极的境界、至上的神祇，盘古神话成为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共同拥有的民族神话和维持认同的重要标志。
——摘编自《秦汉民间信仰文化认同功能研究综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秦汉及以前中国民间信仰形成的影响因素，并说明秦汉民间信仰的积极作用。
材料二 明末清初，“中国民间信仰问题”在东西方文化首次深层碰撞中被西方传教士提了出来，他们是全盘否定中国民间信仰的始作俑者，把其一概看成“迷信”；“迷信、愚昧、落后”的大帽子全都扣在千千万万民间信仰的老百姓头上。这种“西方成见”，盛行于民国近现代思想界，充满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与意识形态批判倾向。近年来，我国学者策略地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义，为民间信仰“去污名化”。
——摘编自《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若干思考》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民间信仰被中国近现代全盘否定的历史背景。
材料三 20 世纪，“南洋地区”即东南亚华人社会里，大量源自中国故乡的民间信仰形态现已成为表达与强化“华族”(华裔)认同的主要载体，以及促进所在地文化对话的重要媒介。妈祖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妈祖信仰扮演了重要角色，妈祖被诗意地称为“海峡和平女神”。
——《信仰复兴与信仰自觉一一中国民间信仰的新世纪观察》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代我国学者为中国民间信仰“去污名化”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春秋战国是民间势力逐渐兴起的时代，殷周宗法贵族社会的两大支柱——国野制与世卿制趋 于瓦解，国人与野人、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日渐消失，礼乐制度下移，公子公孙对卿大夫的世袭被打破，通 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士和庶人可以晋升至大夫乃至卿相。孔子门下由贤人七十、弟子三千组成的儒 家团体，正是新兴的“游士”阶层的最初代表。……正是儒家与其他学术团体和流派之间的“百家争鸣”， 造成了华夏文化区域内一种跨国界的公共舆论。这种公共舆论一方面导致华夏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一方面扩大了政治参与，使“君子”不再是一种身份限制，而成为一种政治抱负、一种人生典范，有心从政的人可以通过求学问礼，为迈入仕途创造条件。
——据陈子明《儒家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
材料二 西周作为短暂的一瞬消失了，但创始于斯的宗法组织和宗法结构并没有随之在政治制度上一起消失。自秦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承袭了宗法观念和宗法传统，使中国封建政治呈现出诸多特征，这些 特征又都具有浓厚深刻的宗法色彩。中国封建政治中的等级制源于原始的血缘宗亲关系，它表现为绝对的 君臣隶属原则和极端的皇权主义……中国封建政治还有一个宗法特征是亲贵合一和裙带作风，最终导致了 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中反智主义倾向，即反对理性，经验守旧，这是封建宗法政治又一特色。
——摘自《中国历史纵与横》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作用。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百家争鸣” 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宗法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 春秋时期，音乐是贵族教育中的重要的项目，一切典礼里都有音乐。当时孔子听了韶乐曾经“三月不知肉味”，他的教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讲音乐和前人不同之处在于他特别注重音乐的感化力，他确信音乐不独可以陶冶个人的性灵，并且可以改变社会的品质。为尽量发挥音乐的道德功用，他有两种主张：第一，音乐要平民化，他的门人子游做武城宰，便弄到满邑都是弦歌之声。第二，音乐要受国家统制，低劣的音乐要被禁绝，当时郑国的音乐最淫荡，所以他倡议“放郑声”。
同时期的雅典知识分子也十分重视音乐教育。柏拉图认为，音乐教育比其它教育都重要，音乐能滋润人的心灵：“外观之美，音韵之和，能深印于儿童之心。其所引入者为善，则其将来发表于外者也为善。所引入者为恶，则其发表于外者也为恶。凡音乐上得良好之学问者，则其辨别美恶，仿佛出于天性”。亚里士多德也在《问题篇》中指出：“音乐在本质上是令人愉快的，在和谐的乐调和节奏之中，仿佛存在着一种和人类心灵切合或血缘关系”。
——摘编自张荫麟《中国史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古代中西方对音乐教育的相同认识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指出孔子提倡的音乐教育与古希腊的不同，并结合所学予以简评。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要谈谈你对孔子“放郑声”的认识。
| A．君权神授，王权神秘 | B．政族合一，家国同构 | C．封建割据，各自为政 | D．宗法分封，互为表里 |
材料一 乡村是宋代地主阶级士大夫在社会变迁面前提出的挽救社会危机的基本建制,其途径就是通过士大夫自觉地义务地在乡村建立起开展思想教化的组织或机构, 向全体民众宣传传统政治统治的合理性陕西蓝田的吕大临、吕大防兄弟于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首先创立了吕氏乡约。该乡约规定:“在地方上推举年高德劭者一人为都约正,另外推举两位有学行者为约副。每月另选一人为直月。”年高有德、堪身体力行之人是被推举为乡约正副的基本条件,即声望和学识是乡约凝聚力形成的基本要求,其主要任务是扬善惩恶,对乡里社会实行教化,在乡里社会提倡互敬互爱、患难与共的淳朴社会风气。这本是过去历朝乡里制度所一贯坚持的宗旨,汉代至唐代的三老教化属于官方控制,但到了宋代,这一任务却日渐转由吕氏乡约这样的民间组织加以执行。
——摘编自王日根《论明清乡约属性与职能的变迁》
材料二 民国初期,山西乡村政权组织的建置十分混乱,经济发展能力也日渐枯竭,因此阎锡山执政之初,在山西乡村进行新“村制”的探索。他认为,“大凡世界各国,其行政网愈密者,其政治愈良好、愈进步……意欲由行政网不漏一村入手,一村不能漏然后再做到不漏一家而一人。网能密到此处,方有政治可言”。第一个阶段自1917年9月至 1922年3月,是“官治提倡村制之时代”,山西省公署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编村的章程、条例等,并成立专门的机构自上而下推行新“村制”;第二个阶段是1922年3月至1928年,是 “村民自办村政之时代”,山西省公署设立了专门的考核机构——村政处,以行政力量促进新“村制”在各地的具体落实。经过不断完善,阎锡山用来实施“村政”的组织机构,由省起至乡村的邻,共建立起九级行政管理组织,即省署一村政处一禁烟股、考核股、总务股一区一县一段一编村一闾一邻一居民(另加村范委员),经过十多年的探索,阎锡山终于取得了将国家行政管理网络直接延伸到乡村社会的初步成功。
——摘编自马义平《近代山西社会秩序再构与权威重塑一一以民国初期山西新“村制”为例》
材料三 2014年9月召开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指出,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乡约管理制度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山西新“村制”与宋代乡约管理制度的不同和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培育当代新乡贤的条件。
材料一 周人以西方的一个小国代商而有天下，苦于兵力单薄，不足以统治东方各族人民，于是大封同姓、异姓及古帝王之后于东方，以为周室的“藩屏”。
——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
材料二 廷尉李斯议曰：“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三 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
材料四 若元（元朝），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元史·地理志》
请回答：
（1）材料一反映西周实行分封制度的原因是什么？并依据材料指出分封的主要对象。
（2）材料二中秦朝实行了什么制度？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种制度在当时的主要作用。
（3）根据材料三指出汉初又分封王侯的原因及影响。
（4）据材料四概括元朝疆域的特点。为此，统治者实行了怎样的地方管理制度？有什么意义？
（5）上述材料概括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哪一特征？
材料一 分封制在联系制度上就已经决定了周天子的政权不稳，国家的动荡。面对众多力量强大且不受约束的诸侯，假使一家的实力真正成长到能够与天子抗衡，那么王朝的覆灭也就不远了。况且世袭制的延续性，就能够让一方诸侯持续的累积实力。而郡县制联系于任免制而非世袭制。郡守与县长官均由中央皇帝直接任命，并且还设立监察使，行政、军事与司法三权分立，层层将权力集中到中央。这样，不仅减少了地方实力超越中央的可能，还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大大推进了中央集权的程度。
——陈鑫高、刘红琪《郡县制较于分封制优势分析与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历史影响。
材料二 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也同样采取了通过根本性法律文件（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形式对新成果、新兴资产阶级政权进行维护和保障，并大量采纳和借鉴美国宪法的内在精髓尝试建国。相似的宪法文件在中美两国相似的背景和国情条件下，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果。
——王熙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施受挫原因分析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是如何“大量采纳和借鉴美国宪法的内在精髓尝试建国”的，谈谈你对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
材料三 罗马原来只是一个城市。罗马的政府是只适合于城墙之内的居民的市政机构。在罗马四周看到的除了城市没有别的。当时称为民族的只是诸城市的联盟。拉丁民族便是拉丁诸城市的一个联盟。没有乡下土地的业主是城市里的居民。当罗马扩张时，征服的也只是城市。像罗马这样的城市能够征服世界，但要管理这个世界就不容易了。必须有一种能使凝聚力薄弱的各成分团结起来的统治方式。罗马帝国在发展民法立法的同时，建立起专制政治的管理体制。给整个罗马世界盖上一张等级森严的官吏网，使当权者的意志在社会上生效。最后，解体的时刻到了，蛮族从各方面侵入进来，各行省不再抵抗、不再费力去关心总体的命运
——摘编自【法】基佐《欧洲文明史》
（3）依据材料三分析疆域广大的古代罗马国家形成的特点。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说明罗马帝国政府用怎样的措施来维系庞大的帝国？其效果如何？
材料一 在汉代，皇帝会诏令地方对政绩突出、表率一方的地方官按祠祭。桂阳太守许荆“为设丧祭婚姻制度，使知礼禁……桂阳人为立庙树碑”；淮平大尹侯霸政理有能名，“临淮吏人共为立祠，四时祭焉”。政府统一祭祀五岳四渎等名山大川，各地居民祭祀当地山神、水神，华阴有太华山祠、江都有江水祠等。同时，人们为“攘除凶灾，御止疫鬼”祭祀门神，为长生拜祭西王母、司命，为祈福祥与富贵尊荣祭祀灶神。每年春二月秋八月，乡村全体成员都必须参加祭祀地方保护神——社神；腊祭是“岁终大祭”，阖家大小在家长的率领下，洁祀祖先，然后按次序列于先祖之前，依次向尊长进酒祝寿。
——摘编自贾艳红《论汉代民间信仰的基本特点》等
材料二 据统计，河北井陉县原有自然神坛庙14处，到民国年间无一保留；河南滑县原有自然神坛庙22处，到民国年间仅剩1处，有的地方虽然坛庙尚存，但已没有什么祭祀活动。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都市，东南沿海地区的乡村，“昔年巨族皆建祠堂，今存者什之一”，祭祀活动难以为继。民国实行信教自由政策，1913年全国天主教徒130万，1932年达到250余万。中华民国公布“废除卜筮、星相，巫觋、堪舆办法”，“取缔经营迷信物品办”，视“逃信为进化之障碍”，贵州仁怀跳大神、巫蛊等活动“奉文禁革，其习渐息”；上海法华乡，延巫治病之风“稍戢矣”。
——摘编自赵英兰、贾小壮《民国时期社会信仰态势嬗变之缘由》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民间信仰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间信仰发展的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传统民间信仰相比，民国时期社会信仰出现的变化，并分析出现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