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   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哉！

——班固《汉书》

材料三

材料四   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渔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宋书》

材料一   子适卫，冉有仆。

子曰：“庶矣哉（人口真多呀）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

材料二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

——《管子治国》

材料一：“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

——韩非《韩非子•和氏》

材料二：“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三：“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司马光《资治通鉴》

材料一   两千多年前，中国经过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混乱，完成了第一次文明转型，即“铁制农具+小农经济+君主官僚体制+儒道法意识形态”的中国传统文明终于成型。

——潘岳《中国发展面临着深重的危机与难逢的机遇》

材料二   秦的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是诸夏民族和若干外族在种族和文化方面融合的结果，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此之前，无论名义上如何，中国实际上是分裂的，所谓“诸夏”或“中国”，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并无确切的范围和实际的组织。直到秦统一、“中国”二字才有具体的表现。它代表着一个具有明确政治制度的庞大帝国和明确地理区域的广大国土和民众。这个划时代的变革，不但结束了列国的局部战争，废除了列国间重重的关隘和限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大一统”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促使中国人产生融合智慧、发展共同文化的伟大理想。秦的统一顺应了春秋、战国以来历史的发展趋势，在政治制度上、思想文化上、经济形态上都使中国出现亘古未有的新局面。

——邹纪万《秦汉史》

材料三   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天子（汉武帝）观于上古，然后加惠，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故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百有余焉。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适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纳于汉。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院塞（险要之地）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

——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史料一   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是以传相仿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

——刘向《〈战国策〉书录》

史料二   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

——孔鲋《孔丛子卷二·居卫第七》

史料三   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蓄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摘编自《淮南子·要略》

材料一   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

——《战国策·魏策三》

材料二   商鞅说：“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秦人务实而好利，但这种价值观仅限于个人层面。商鞅在顺应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把它进一步提升为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并以此价值观为基本原则，完成了各项变法改革措施的制定……商鞅之法中，个人私斗是明令禁止的，并且还会受到惩罚；而在战争中勇敢杀敌并取得敌首者，则会受到厚赏。商鞅这一利禄官爵皆出于兵（战争）的政策无疑起到规范人民行为的作用，增强了国家的战斗力。

——摘自邱忠来《商鞅变法与秦文化革新》

材料三   商鞅在风俗方面的革新曾受到一些人的诟病，特别是汉代学者的批评。其中，汉初儒生贾谊的上疏最为有名：“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数。”（《汉书·贾谊传》）他认为改革后，秦国风俗日渐变坏，表现为富裕家庭中的男性成年后就各自分家，穷苦人家的儿子只能入赘到富人家，这就使得儒家所向往的几代同堂、父慈子孝的氛围不复存在。

——摘自张涛《移风易俗：商鞅变法的重要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