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求变”“求新”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中华文化传承不息的重要原因。
材料一：商君虽死，而秦卒行其法。
——《史记》
(1)商鞅在秦国变法，后人多以‘商君虽死，而秦卒行其法’加以评论，主要因为（ ）（双选）| A．秦孝公大力支持 | B．变法适应时代发展需求 |
| C．变法为各国沿用 | D．变法措施有助于秦国强大 |
材料二：“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
——《资治通鉴》
材料三：自晋宋以来，视洛阳为荒止，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2)依据材料二、三指出改革名称，结合所学简述此改革有何影响。材料四：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及其得志，专以此为事，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缘为奸，至倍息，公私皆病矣。
——苏辙《栾城三集》
(3)依据材料四，概括王安石变法的局限性。(4)综合上述材料及所学，从影响改革成败的因素视角谈谈你对变法改革的认识。
材料一 到战国中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经败坏，公地私有化成普遍事实。当时的知识界对此分歧很大，道家、儒家都视之为“礼崩乐坏”的根源，强调要恢复井田制。商鞅则反其道而行之，宣布废除井田制，允许民众开荒耕作、买卖土地，这自然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变法的“农本思想”更加得以光大。显然，在先秦时期，粮食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商鞅的一切变法都以此为根本，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废井田，开阡陌”是中国土地史上的重大变革。
——摘编自崔光宇《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
材料二 中共通过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与理想，是一场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变奏。这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将约七亿亩土地均分给三亿多名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将农村生产力从封建土地制度和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第二、土改在剥夺地主阶级物质生产资料的同时，也使其失去了在乡村社会的政治地位，由此国家政权在基层建立起新式基层组织。
——摘编自李康、邓宏图《土地改革、国家能力建设与工业化资本积累》
材料三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之前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跃进”背景下逐渐脱离当时的客观条件，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生产积极性，使得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地破坏。党中央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纠正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集中和经营方式过分单调的弊端，从而大大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较好发挥劳动和土地的潜力。与此同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步解体，党政分开的乡镇政府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来。
——摘自章宏楼、高雪萍、张予涵《我国土地改革历程与现状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商鞅土地改革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和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次“土地改革”的异同。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三次“土地改革”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战国百家学士呈现了浓厚的政治取向，其学说“务为治者也”。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传统的强大影响，使得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呈现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与学术文化变迁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国秦汉间的政治进展对应着各家学说的此起彼伏，堪称政治文化史上的奇观。秦以三晋法家指导政治，文吏成为秦王朝的主要行政承担者，儒生则惨遭“焚书坑儒”的打击。汉初以功臣及其子弟占据要津，但具体政务依然委以文法吏。即使武帝之后，儒家独尊，形成了“学者兼为官僚”的“士大夫政治”，文法吏仍高踞政坛。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求变因素，集中于建构灵巧而有实效的治国之术。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表征就是对国家政治宏观架构的重新思考。晚清的这种政治思维的出现是对中国近代政治危机进行全方位思考的必然结果。一旦把近代中国的政治体系放进整个世界文明中去考察，就会发现国家的衰败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因制度的僵化而引发的。中国几千年来的帝国体制演化到近代，由于自身内部的机制趋于老化以及外力侵蚀，已难以应付制度败坏的困境，新的帝国在旧的废墟上重新建构的可能性几乎丧失殆尽。当传统的政治演化机制面临几乎不可克服的困境时，人们只能到旧制度以外的文化视野中去寻求破解的办法。
——摘编自梁波《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战国至秦汉时期政治文化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谈谈你对政治文化变迁的认识。
郡县制
材料一 “郡县制”的横空出世与发展巩固，乃是我国古代社会第一次大转型的明显标志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县”作为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新的行政管理体系，开始在各地区像春笋一样破土而出，其产生方式和建设途径主要有五种（见表）。
春秋战国时期县的产生方式和建设途径
一 | 把那些被武力消灭的诸侯国变成建制县 |
二 | 在武力震慑下，通过相对和平的外交手段逼迫邻近诸侯国成片割让土地，然后将其改制成建制县 |
三 | 把一些由“世家”“大夫”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大贵族食邑改造成建制县 |
四 | 调整传统的行政区划，把原来层层分封的版土面积和人口规模都比较小且分散凌乱的“都”“邑”合并成新的建制县 |
五 | 人口向边远地区扩散迁移，新垦土地上往往不再推行分封，而是大多都直接将这些新的开发区设置成新县 |
“郡”的设置，稍晚于县且多在边远之地或近敌之处，具有守疆保主的职能，故县级长官为“令”，而郡级长官却称“守”。郡制与县制逐渐配套，形成“以郡管县”的两级地方行政管理的制度格局。春秋中后期，一些诸侯国充分利用郡县这一新机制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推行按田亩征收赋税；二是确立了农民的重要社会地位；三是实行严密的户籍制度。
在这400多年的转型期间，郡县制与分封制一路同行，又逐步后来居上，显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自秦皇汉武以降，再到蒙元、朱明、满清时代，郡县制穿越了多个王朝的时光隧道，其影响所及以至于今日。
——摘编自宋亚平《郡县制度：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坚实基石》
材料二 郡县制的部分相关记述
记述 | 出处 |
| 海内之郡县，法令由一统。……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 | 司马迁《史记》 |
| 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 | 班固《汉书·地理志》 |
| 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 | 王夫之《读通鉴论》 |
| 吾人敢断言郡县制度之成立也，断非由于一二先知先觉的政治理论家事先立说创制于前，然后始有郡县者。换言之，则郡县之起源，势必由于人类社会生活逐渐演变之结果。 | 唐德刚《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 |
(2)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郡县制历史意义的理解。
材料一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轶开始变法，商鞅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决心推行变法.变法历时二^一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但是，那些受到打击、惩治的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却是“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秦孝公死后，商鞅被人告发“欲反”，被秦兵车裂而死.然而正如王充所言：“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材料二 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开始变法，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其推行的新法，正如王安石所言：“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随着新法逐渐出台、实施，新法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和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王安石被迫两次罢相.1085年，宋神宗去世，司马光出任宰相，改革派官员纷纷下台，最终新法被废除.
——分别摘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三、七卷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比较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相同点和不同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为例，谈谈你对中国古代改革的历史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