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进入战国后，诸侯国君逐渐演变为集权专制君主，实行官僚制度。这套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其一，在官吏任免方面，突破“亲贵合一”“世卿世禄”的旧制。选拔官吏，或因军功，或由荐举、游说，或择自侍从养士。被任命的官吏多非贵族，“官无常任”，不得世袭。其二，以玺印符节作为官吏权力的象征和凭据。国君任命官吏时授予玺印，免职辞官时回收玺印。将帅统兵发兵，也须持有兵符。派遣使臣，则用国君授予的“节”，国君颁赐给官吏玺印符节，赋予官吏行使行政、军事、司法诸权以合法性。其三，严格实行官吏岁终“上计”。每年地方官须向国君呈报财政预算。国君采用合券制，年终稽查两片符券所载数目的盈亏。盈者升官受赏，亏者降职问罪，以督促官吏尽责尽力。其四，推广俸禄制。发放数额，依官职高低而有等差。俸禄取代封色，国君可随时任免或调动官吏。

——李治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材料二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里的“监”是“掌监郡”的“监御史”。它隶属于御史大夫，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吏，使地方官不敢欺骗和违抗中央。汉初，郡国并行，各郡没有设置监御史这个官职，但中央派人监察地方的作法继承下来。到汉武帝时，在全国置十三州部，每州派刺史一人。刺史对上受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对下主要监察郡守和强宗豪右，从其“周行郡国”可以看出，诸侯王也在督察之列。刺史以六条问事，形成“秩卑”“任重”的局面。作为中央派出的监察官，虽不是地方官，由于能控制地方长官，因而极易越权。随着东汉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刺史（州牧）的秩位提高、权限扩大，刺史可以督察辖区内一切朝廷命官，有选举、劾奏之权，有权干预地方行政，又拥有领兵之权，事实上演变为地方的高级行政长官。有的州牧、刺史甚至权位父子相袭，实际上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摘编自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

材料一   在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诸国，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长期并立，教会与国家自成体系，分庭抗礼。至于华夏文明及其周边区域，世俗权力极度膨胀，皇权至上的政治体制贯穿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相比之下，教权与世俗权力的密切结合构成伊斯兰世界传统政治制度的突出现象，宗教与政治长期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则是伊斯兰传统文明区别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以及华夏文明的显著特征。

——摘编自哈全安《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起源》

材料二   为什么许多（中古时期）非洲人从他们的传统宗教信仰改变为信仰伊斯兰教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向伊斯兰教的转变一般首先出现在社会的上层，其中又以统治者和成功的商人意愿最强。因此，学者们长期将西非草原伊斯兰教称为“宫廷和商业宗教”。尽管伊斯兰教在西非的影响扩大了，但伊斯兰教只不过是简单取代了非洲宗教的观点是错误的。伊斯兰教常常与非洲传统宗教混合起来——这就是一个体系适应另一个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独特的宗教思想意识的所谓“调和”过程。

——摘编自[美]埃里克·吉尔伯特等《非洲史》

材料一   西周时期，由于是以周王朝为核心的部族联盟灭掉了商朝，且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由此形成了以“封邦建国，屏藩周室”为核心的分封思想。全国各地被成百上千个邦国所分割，他们虽然名义上有一个共主—周天子，可在邦国之内却独立行使统治权，兵役、劳役等事项周天子无权过问。而秦末汉初之时形成的新型分封思想，则是主张分封制、郡县制并存的一种政权构建方式。分封的诸侯国不再像西周的邦国那样保持行政上的独立完整性，总是或多或少地要受中央政权的干预与制约。此外，新型分封思想主张下的诸侯分封仅限于同姓子弟，而西周时期旧的分封思想则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功臣、先代贵族后裔。几十年后，“七国之乱”爆发，分封的诸侯国由此经历了大的转变。

——摘编自刘文超《试论秦末汉初的新型分封思想》

材料二   《史记·秦本纪》中曰:"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其国家的形态结构与夏商西周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废除诸侯，建立起单一的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郡、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这是一种"中央二郡县，一元化的行政体制。全国境内的"多民族，被纳入郡县这样的行政管辖范围之内，由行政管理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统合可打散乃至融化族群上的差异。郡县控制了地方，有利于集权和统一。

——摘编自王震中《“大一统”思想的由来与演进》

材料一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秦国完成统一后，农战政策的基本前提发生了变化，而与其相配套的抑制工商的管理政策自然也有所松动。秦朝允许民间开发山林矿产资源，因而出现了私人经营的盐铁矿业。当然国家对盐铁私商实行高税收的政策。为了自己江山的千秋万代，秦朝统一了各项制度，其中在经济制度建设方面的强化对秦朝及后世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摘编自黄栋法《论秦国秦朝的经济制度建设》

材料二   公元前140—前88年，汉武帝刘彻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体制，不仅在政治上采取建立中朝、推恩令等政策，在经济上也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称为新经济政策。汉武帝实施新经济政策，加强中央集权体制，通过统一币制、官营盐铁、建立均输和平准制度等措施，打击豪强商贾势力，驱民归本，增强中央政府经济实力。

——摘编自张伟《汉武帝实施新经济政策因素分析》

材料一   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评述战国时代列国各有差异的状况：“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国通过战争消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虽然从秦代到汉初，仍然可以看到不同地域文化风格的若干鲜明的差异。但是，秦的统一已经为大一统的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开皇元年，杨坚按照少内史崔仲方的建议，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确立三省六部制度。尚书、门下、内史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的事务庞杂，任务繁重，故又下设六部，分管各项政务。这种几个宰相执政的制度，可以防止外戚或个别大臣专权篡位，有利于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开皇三年，兵部尚书杨尚希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他建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这样，“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杨坚根据这一建议，把（北）齐、（北）周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