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教科书中的肖像画对于历史人物的刻画和历史信息的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外历史纲要》(上) 中国古代史部分选了如下12位历史人物图像：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 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 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 、 唐太宗(598-649)、王安石 (1021-1086) 、 岳飞 (1103-1142) 、 朱熹 (1130-1200) 、 明太祖 (1328-1398)王守仁(1472-1529)、戚继光(1528-1588) 、郑成功(1624-1662)、康熙帝(1654-1722)。
材料二 不同时代的岳飞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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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宫廷画家刘松年(1131-1218)拥护抗金，反对投降，为缅怀抗金英雄而作《中兴四将图》。画作中的岳飞(1103-1142) 面白无须，身材微胖，头带方巾，一身淡绿装束，拱手而立，表现出儒雅气度。 | 岳王庙的雕塑是20世纪80年代艺术品，岳飞头戴红缨帅盔， 身着紫色蟒袍， 臂披金甲， 右手握拳前抚，左手按向后，目光如炬， 气宇轩昂。 |
材料三 《宋史·岳飞传》载： (岳飞) “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吟雅诗及作投壶游戏，后常指武将之儒雅行为) ，恂恂如儒生”。
——摘编自逯成武《从统编教材选图的变化看史料实证素养的培育》
(1)从历史贡献的角度对材料一中 12位历史人物进行分类，完善表格内容。
| 类别 | 人物 | 历史贡献 |
| 政治家 | 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王安石、明太祖、康熙帝 | |
| 民族英雄 | 岳飞、戚继光、郑成功 | |
| 思想家 | 孔子、朱熹、王守仁 |
(2)有人认为材料二中图1更接近岳飞真实形象，结合材料二、三阐释其依据。
材料一 秦代经营的交通大道多利用战国原有道路，只有直道是在秦统一后规划施工……秦王朝将中央政府统一规划的交通建设视为执政要务之一，除了“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之外，还由中央直接主持，进行了“治驰道”的伟大工程。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全国交通网的基本形成，成为大一统的专制王朝施行统治的重要条件。
——摘编自《新编中国史——秦汉史》
材料二 交通的便利、行旅安全的保障、商运的畅通和驿传制度的方便，都使得汉代的人民得以免除圆陋的地方之见，他们的见闻比较广阔，知识易于传达。汉代的官吏士大夫阶级的人多半走过很多的地方，对于“天下”知道得较清楚，对于统一的信念也较深。这一点不仅影响到当时人政治生活心理的健康，而且能够加强全国文化的统一性，这些都不能不归功于汉代交通的发达了。
——摘编自孙毓棠《汉代的交通》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秦王朝“治驰道”的历史条件。(2)依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归纳秦汉时期交通建设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秦在西南地区“略通五尺道”，西汉拓修夷道，“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南方丝绸之路由民间便道上升为官方通道。秦朝“令其君长治之”，西汉设置了益州郡、越巂郡等七郡，汉武帝在武力征服的同时，又实行“厚赂”“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等政策。秦汉王朝还陆续迁六国富商大贾于此，大规模“移民实边”和“屯田”。南方丝绸之路沿线荥经、西昌、昭通等地出土了大量铁农具。到西汉中期，在中原人士心目中巴蜀地区已经不是“檄外蛮夷”。
——摘编自黄磊《南方丝绸之路与秦汉时期西南边疆的国家整合》等
材料二
在西南彝族聚居区，1734年改土归流后开始设立乡里和保甲，将少数民族与汉族一同编入里甲或保甲。清朝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吸纳土司头人协同治理。“耆老”是村寨领袖或宗教头人，在安边缉盗和人口统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清朝还大量设置义学，教化少数民族子弟，其彰显的“忠君爱国”思想与少数民族道德礼仪规范得以有机结合。土司成为国家基层治理官员，既提升王朝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也加强了边疆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三
邓小平在建国之初就敏锐地意识到民族工作是关系领土完整、政权建设和民心向背的重大事项。邓小平指出：“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不能要求少数民族首先取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应当老老实实取消大汉族主义。”“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政治、经济、文化）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少数民族的事应当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我们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
——摘编自陈光军《邓小平对西南民族问题的认识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基层治理的措施，并简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秦汉相比，清代西南地区基层治理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邓小平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说，必须“礼崩乐坏”，然后才有“天下定于一”。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政治家、史学家都无一例外地关注“封建”与“郡县”之间的区别，足见由“封建”转向“郡县”，确实是中国社会演进中的“历史大关节”。以“封建”与“郡县”为历史性标志的两种政治体制，其间的重大区别，今人据以判断的视域自然要比古人宽阔得多。
——摘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唐、宋时期，在鄂西民族地区推行羁縻政策，到宋、元交替时期，逐步发展为土司制度。明朝土司制度与羁縻政策的区别在于由松散的统治变为严格的控制；在承袭、纳贡、征调等政策方面，土司制度均有严格的规定，从而加强了对鄂西民族地区的控制。鄂西土司制度随着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行改土归流而消亡。
——摘编自彭建英《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郡县”和“封建”之间的“重大区别”，分析郡县制建立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唐宋的羁縻政策与元明的土司制度有何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朝改土归流政策的作用。
材料一秦在地方设县，那都不是学六国的。秦本无“封建制”，因此朝君主集权制的演变要容易些，在统一过程中，对被灭六国，取消“封建”代之以郡县，更是顺理成章。如果没有秦统一战争这种特殊的历史手段，东方六国由“封建”向郡县的过渡，扭扭捏捏，恐怕还要拖好几代时间，才能慢慢完成转型。在这里，我们再一次体验到了所谓“恶”的历史作用——战争，这是人类良知所不容的残暴行动，却常常有帮着实现转换历史场景的作用，真叫人哭笑不得。
——摘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汉初分封诸侯的基础虽说还是那县制，但受封的诸侯王和列侯在理论上与皇帝一样，都是“有士之爵”。刘邦在世，同姓诸侯王都是其子弟之属，不可能犯上作乱。吕后当权，他们能团结一致，对抗诸吕，后来又促使文帝登基，的确对刘氏的皇权起到了拱卫作用。但文帝以后，同姓诸侯与皇帝的关系已经疏远，人人都有帝制自为之心，皇权自然受到挑战。刘邦初封同姓王国时，唯恐其实力不足，不能屏藩皇室，因此所有王国都地兼数郡，如齐国领有七郡之地。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秦朝得以顺利建立郡县制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主要区别。
(2)根据材料二，指出汉高祖分封同姓诸侯王的初衷，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汉高祖这一措施。
材料一 《史记·商君列传》所说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此举体现了国野制度崩溃，国人与野人界线泯灭的变化。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事在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户籍相伍与集乡聚为县两事，是秦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转折点。县既由基层的乡聚组成，乡聚以下又有什伍之组织，这样一来，就将过去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从户开始经什伍到乡聚再到县的严密的地缘关系组织，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体系。从秦统一天下后将县的幅员定为“大率方百里”的原则看来，在商鞅集小乡聚为县时，必然也已有某种分划的原则。同时每一县都由国君任命的县令担任长官，也标志着官僚制的完善。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如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削弱的弊端。虽然北宋政府豢养了百余万军队，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袭扰。由于各级政府权力的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官吏众多，行政效率低……总之，北宋实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在一定时期起了巩固政权的作用，后来便逐渐走向反面了。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行省制度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国地方行政制度有何重大变化。这对秦国加强统治有何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分析元朝实行行省制度的原因。
材料一 端平法度，万物之纪。
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功盖五帝，泽及牛马。
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摘编自秦朝宰相李斯《琅邪台刻石》
材料二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摘编自西汉初年思想家贾谊《过秦论》
(1)根据材料，概括李斯、贾谊对秦始皇的不同看法。(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二者看法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秦朝建立后，在全国设立了36个郡，随着疆域的扩大和行政区划的调整，到秦朝末年全国约有50个郡，下辖近千个县。至此，秦朝拥有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至今越南东北部和广东大陆，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的辽阔疆域。秦朝开拓的疆域构成了此后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主体，成为中国统一的地理基础。
——摘编自葛剑雄《疆域与人口》
材料二 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容易被地方长官当作割据的地理条件。“元代分省建置，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这样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岭北、辽阳、甘肃等行省的设置，以防范蒙古诸王为主要目的；陕西、四川、云南、河南四省的设置，则以控制军事重镇为重心；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大抵以镇压新征服区域和搜刮财赋为基本宗旨。朝廷直接掌握了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的同时又借行省集权于中央。元行省制是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不断调整、完善的产物，对元代社会和后来的明清、近代影响深远。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朝的地方管理制度，并列举秦朝拓展疆域的主要举措。(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代行省制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作用。
材料一：战国末年，秦国从一个边陲小国异军突起，建立了大一统王朝，秦国的崛起是制度的胜利。《史记》记载，秦朝统一后，“除道，道九原，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还记载：“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十四县”。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但秦朝仅经历“两帝一王”的短短14年就灭亡了。
——摘编自陈忠海《从另一个角度看秦朝的统一与速亡》
材料二：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他所面临的形势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他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有缺、国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遗憾。汉武帝时期的政论家严助，总结汉武帝时代的特点是“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朝统一的原因，并指出秦朝巩固统一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造就“盛世”的背景与相关措施。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汉时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点。
材料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创立帝制中央集权，内而废封国，以郡县官僚制直辖编户，变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旧状，外而北击匈奴，修筑长城。西汉继续实行编户授田和军功爵奖励耕战，又“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完善郡县制，推行五铢钱，凿空西域，使天山南北首次与内地连成一体。汉武帝诏书曰“中国一统”，当是秦汉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为基本疆域的郡县制大一统。
——摘编自李治安《秦汉以降“大一统”秩序的华夷交融演进》
材料二 在历代封建王朝和边疆各民族共同经营的基础上，边疆地区经过清代前期的治理和开发，自然凝聚成中国古代疆域。这一时期，清朝的疆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蕙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西南达喜马拉雅山脉，包括拉达克在内，陆地总面积1300多万平方公里。清朝在全国设置了18个省，盛京（奉天）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雅苏台5个将军辖区，以及驻藏大臣、西宁办事大臣和蒙古的盟旗，并通过改土归流等措施扩大了对边疆地区的直接管辖范围。
——摘编自段红云《清代中国疆域的变迁及其对中国民族发展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在维护“大一统”方面的共同之处。(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清代前期在边疆治理方面的表现，并概述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