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评述战国时代列国各有差异的状况：“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国通过战争消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虽然从秦代到汉初，仍然可以看到不同地域文化风格的若干鲜明的差异。但是，秦的统一已经为大一统的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开皇元年，杨坚按照少内史崔仲方的建议，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确立三省六部制度。尚书、门下、内史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的事务庞杂，任务繁重，故又下设六部，分管各项政务。这种几个宰相执政的制度，可以防止外戚或个别大臣专权篡位，有利于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开皇三年，兵部尚书杨尚希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他建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这样，“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杨坚根据这一建议，把（北）齐、（北）周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秦朝在数百年时间里进行过多次移民活动，秦惠王十三年，秦攻占巴蜀地区，“移民万家实之”，这是秦朝首次大规模向南进行领土扩张。秦始皇三十三年，移民五十万迁往“桂林、象郡、南海”，三十五年“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三十六年“徙北河榆中三万家”。这些移民活动皆是强制性的迁移，都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秦朝的移民政策与其国家实力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关系，军事征服、移民占领、军事再征服、移民再占领，秦朝通过这种模式一步步扩张领土，进而取得了相对于其他六国的一国独大优势。

——摘编自张昭、刘娜《秦朝政治性移民的再分类、比较优势及其后世影响》

材料二   明末清初，巴蜀地区由于受到长期战乱、瘟疫、灾害等方面的肆虐和破坏，社会和生态环境受到重创，人口急剧凋零，出现了“地旷人稀”的局面，为了尽快恢复和重建巴蜀地区，清政府从土地、农业、户籍等方面制定了相对优惠的政策，鼓励移民填川。在此背景下，大量湖广、江西、福建、山陕等省移民进入巴蜀地区，由于湖广籍移民所占比例较大，所以这场移民运动又称为“湖广填四川”。这场移民填川运动时间开始于康熙十年（1671年），基本结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时间之长，移民来源之广泛，移民数量之多，是我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典型。也正因如此，清代巴蜀地区形成了“五方杂处”的移民格局，对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摘编自马佩佩《清代山陕移民对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影响》

材料   这种特殊形式的朝代，是在结束分裂局面以后，建立统一而有力量的政府，这个政府不仅可以有效地控制全国，并且在边疆也没有抗衡的少数民族政权，所以可以放手实行新的办法而不必有所顾忌。因为实行的办法过于离开现实，就会引起政治上的难题，而成为亡国的原因。这种特殊形式朝代的成因，统治者对于新环境的心理反应恐怕比其他的原因都重要。这种在纷乱后获得统一的成功，的确使人特别兴奋。这种过于兴奋的心理状态，可能影响到一个新的朝代的正常制度。

——-摘编自劳干《中国历史的周期及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

材料一   湖南龙山里耶古城是中国迄今发现唯一一处秦朝古城遗址。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三万六千余枚秦简。这些简牍均为木质。字体为秦隶，其字体构造多保留篆书的结构，但用笔较方，笔力劲健，与秦汉的书风一脉相承。秦简纪年从秦王政二十五年到胡亥二年，十几年连续不断，是秦朝迁陵县的官府文书。这里还发掘出了城墙、城壕、井、道路、作坊、官署及贫民居住区等。简文中出现了大量“洞庭郡”的郡名，而洞庭郡在传世的文献中从未出现过。

——摘编自伍新福《湖南通史》

材料二   湖南省部分简牍出土情况

——根据《湖南考古辑刊》何旭红《汉代长沙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等编制

材料一   长城是古代中原王朝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处理古代世界一直无法彻底解决的欧亚内陆族群军事威胁的一种方案。……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初，明朝在具备强大实力的情况下，由于政权性格呈现“内向”特征，……对于海疆开拓甚为漠视，反而在北部陆疆、东部沿海大规模构建长城防御体系。明代中国这一做法，虽用较为经济的方式，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内政与边防、财政和军事之间的平衡，但从长期来看，并没有解决海陆边疆问题。在“南倭北虏”威胁之下，政府长期陷入财政危机与政权困境。

——摘编自赵现海《十字路口的长城》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修筑长城是历代王朝各项劳役中最为残酷、最具代表性的一项劳役，以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家喻户晓。近代以来，人们对长城的看法则经历了戏剧性转变。20年代末国内著名报刊《良友》写道“在现代物质竞争中，西方每占优胜。……虽然中国建造长城时，美洲还没被发现，可惜今日长城老而无用了。”30年代初长城抗战爆发后，在各大新闻媒体的报道下长城被赋予了新的“身体”，出现了人的长城，铁血的长城等观念。1935年田汉在《义勇军进行曲》写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意在重新唤起民众对于长城抗战的记忆。长城由此升华为一座更具精神意味的、新的长城。

——摘编自吴雪杉《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

材料一   周代佩玉“尊者玉色纯，公侯以下，玉色渐杂，而世子及士唯论玉质，不明玉色，则玉色不定也。瑜是玉之美者，故世子佩之。承上天子、诸侯，则世子，天子、诸侯之子也。瓀玟，石次玉者，贱，故士佩之。”

——摘编自李岩《周代服饰制度研究）

材料二   秦始皇相信秦克周，应当是水克火，颜色崇尚黑色。这样，在秦朝，黑色为尊贵的颜色，衣饰也以黑色为时尚颜色。秦始皇身着服饰上黑下红，代表上天下地，此意也是神化皇权和经天纬地之独尊权力的表达。

——摘编自崔琦《秦至南北朝服饰类名物词概念场研究》

材料三   汉唐时期频繁的商贸活动带来了异域的宗教，包含宗教特点的服饰也影响着礼仪服饰的发展方向。民族的互动促进了胡、汉服饰风格的交融。在融合的过程中，北方草原民族为了加强在农耕文明的土地上的统治，不得不学习较为先进的汉族礼仪制度。汉族也吸收胡族服饰轻便实用酌特点，并将之代入到礼仪服饰当中，袴褶服的礼仪化就是其中的典型。汉代凝动质朴，魏晋南北朝的浪漫奔放，唐代的包容华贵等时代特征都反映在各自时期的礼仪服饰。

——摘编自罗祎波（汉唐时期礼仪服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