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分封制与郡县制第一次大的争论发生在秦统一后。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大多数官僚认为：“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廷尉李斯独驳众议：“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秦始皇不顾群臣的反对，坚决支持李斯的主张。这次争论的结果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在全国范围内用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

汉武帝以后至东汉末，尽管郡国并行的双轨制格局被保留，但分封制的性质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分封制在政治上已不起任何作用，形式上存在的王国和侯国已形同郡县。唐初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争论几乎是一边倒，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指出秦“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

北宋建立不到几十年就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最后被北方游牧民族灭掉。南宋偏安江南，又为蒙古族所灭。庞大的明帝国竟被满族推翻。这些现象不得不引起一些思想家的反思。因此，至明末清初，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又掀起第三次高潮。多数人在肯定郡县制的前提下，也指出郡县制的弊病。顾炎武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这说明这个时期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从分权与集权的高度去认识分封制与郡县制。

——摘编自冯辉等《中国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

材料   中西方对待文明冲突的观念差异，决定了中西方文明的不同历史走向。西方文明史上虽然有过古希腊文明的一度兴盛和罗马帝国时代的短暂统一、但政治分裂、族群分治、宗教与世俗对抗成为历史常态。地理扩张伴随着文明中断，族群冲突无法弥合，政治共同体仅限于局部，宗教与世俗相互排斥，体现了西方文明“分”的逻辑。而中华文明作为传承数千年且从未断流的唯一文明形态，因其内在统一性而体现出“合”的逻辑。因秉持“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中华文明不仅塑造了“天下一家”的国家共同体，而且形成了“华夷无外”的民族共同体、“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

——摘编自刘志刚《从中西方文明差异看中华文明的内在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