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代经营的交通大道多利用战国原有道路，只有直道是在秦统一后规划施工……秦王朝将中央政府统一规划的交通建设视为执政要务之一，除了“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之外，还由中央直接主持，进行了“治驰道”的伟大工程。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全国交通网的基本形成，成为大一统的专制王朝施行统治的重要条件。
——摘编自《新编中国史——秦汉史》
材料二 交通的便利、行旅安全的保障、商运的畅通和驿传制度的方便，都使得汉代的人民得以免除圆陋的地方之见，他们的见闻比较广阔，知识易于传达。汉代的官吏士大夫阶级的人多半走过很多的地方，对于“天下”知道得较清楚，对于统一的信念也较深。这一点不仅影响到当时人政治生活心理的健康，而且能够加强全国文化的统一性，这些都不能不归功于汉代交通的发达了。
——摘编自孙毓棠《汉代的交通》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秦王朝“治驰道”的历史条件。(2)依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归纳秦汉时期交通建设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命子迁》中曾语重心长地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撤除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国春秋”的藩篱，打通了历史脉络，创建了纪传体的史学范式。
—摘编自徐杰舜《从<春秋>到<史记>：中华民族历史链的视野》
材料二 就“正史”而论，有八部出在唐代，如《晋书》、《梁书》、《陈书》，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五代及宋人编纂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则唐宋时期所修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一半。……隋唐至宋编纂了各种大型类书和地志，包括《北堂书钞》《元和郡县志》以及南宋郑樵的《通志》等，将诸多传世文献和史料分类编排，给创作诗文和应对科考带来便利……唐代创立了一套体制性规定，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到实录、国史等不同阶段当代史料整理和史书的编撰，都有规范的程序。史馆出现后并不禁止私家修史，《通典》《史通》等史学巨著，也都是私人著作。经世致用的中国史学发展到唐宋时代，尤其强调“会通”。所谓“会通”，需要史学知识的积累，也需要从历史走向当代、走向未来的宏大视野。《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
——摘编自张国刚《唐宋经世史学之新高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史记》的写作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唐宋史学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 内容 | 出处 |
| 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时作刑，以诘四方。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髌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盖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谓刑乱邦用重典者也。（墨、劓、髌、宫、大辟都是残害肢体的肉刑） | 《汉书·刑法志》 |
| 汉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kūnchī剃去须发，鞭打身体）代之。 | 《文献通考》 |
——改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明清时期恢复隋唐“三法司”制度，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主管司法事务，但三者的分工已经发生变化，改为“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命天下诸司刑狱，皆属刑部，都察院详议平允，又送大理寺审复，然后决之”。以后，刑部成为主要的司法机关，大理寺则是复核机关。由于刑部总管司法而事重，所以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刑部按省区划分增设12属部，后定为13清吏司，分管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刑名案件。清代增刑部下属为17清吏司，并规定外省刑案一律由刑部复核，非特旨允许，大理寺和都察院不必过问，三法司会审也要由刑部主稿。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初刑罚改革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中央司法行政制度加重刑部事权的原因。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河西水源丰沛，土地肥沃，雄吴、险津环峙，是屏蔽吴陇的门户和中原王朝西进道路上的重要中继站，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本地人口不多，且驻军花费巨大，武帝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元封二年，“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敦煌以东的西北地区不仅设立了郡县两级行政机构，其下设乡、里、亭等基层组织，还设专职都尉“主屯田殖谷”。到西汉末年，加上屯田的士卒，整个河西约有40万人。《后汉书·孔奋传》记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今)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
——摘编自刘玉球《汉代入迁河西地区移民研究》等
材料二 人口流动贯穿于明代始终，全国范围持续不断的自发的人口迁移，在明中叶形成高潮，而有组织的大移民则再未出现过。灾荒、过重的徭役负担、人地矛盾是导致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由于流动人口的持续和大量出现，政府起初努力制止流动的发生，而在事实上无法控制流动发生后，采取了顺应形势的人口管理政策——附籍，即允许流动人口在所在地区安插落户，并在当地承担国家赋役。明代中期流出原籍的民众仍以从事农业为主，晚明则不同，随着明代社会的发展带来分工的细化，农业依然是一部分人的选择，但更多的是从事其他行业。离开农业的人有做乡绅家人者，有给官府做事打工者，有从事手工业、商业者，还有就是行走于江湖的游民。同时，政府社会控制的放松，也令人们的选择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摘编自张兆裕《对明代人口流动的若干认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汉代向河西地区移民实边的影响。(2)根据上述材料，指出明代人口流动与汉代的不同，并结合所学分析晚明流动人口主要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原因。
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学思想在明清时期的新内涵，并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他着重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倡导实行“仁政”，省刑罚，薄税敛，争取民心，认为这样就可以无敌于天下而达于一统，反对以暴力为手段的兼并战争。……他认为人天生就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它们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人的修养就是要将这些“善端”在生活中发扬扩大，避免因受外事外物影响而陷于邪焉，最终养成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摘编自《汉书·董仲舒传》
请回答：
(1)材料一中的“他”指的是谁？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指出“他”在社会政治方面的核心思想主张，并分析“他”提出这一主张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这些思想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汉书》与《后汉书》中的“循吏”是一批自觉承担王道教化职责的官吏。他们既是为汉朝竭忠尽智的官员，又是信奉并传播儒学理念的儒士。他们以一种积极有为的入世情怀，关注民生，在百姓中间传播儒学的道德礼义，移风易俗。通过“教化型”循吏身体力行地传播，董仲舒所输扬的儒家道德思想，已经普及到民间大众的寻常巷陌。
——摘编自韩兆琦等著《秦汉史十五讲》
材料二 隋唐之际的处士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生活在乡闾之间，与当时社会下层的老百姓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学习，在无形当中就影响了周围民众的文化价值观乃至社会价值观。隋唐处士出于对儒学信仰的追求，时刻用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自己，使自己成为社会道德的模范，奉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行为准则，并将这种思想推广开来， 教化民众，提高基层百姓的道德水准，逐步在当时的社会基层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
——摘编自王小甫著《隋唐五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汉代儒学在基层影响扩大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隋唐处士传播儒学的方式及其影响。
材料一：至迟在汉武帝时期，汉代就已设立掌管民间俗乐的“乐府令”。根据《汉书.艺文志》:“自孝武设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乐府机关汇集了大量的民歌和贵族、文人的创作，并加以分类编排予以演唱。从数量来看，仅仅是西汉时期，《汉书.艺文志》已著录28家314篇。东汉乐府史籍不载，当也不在少数。从作者看，汉乐府包括贵族创作、文人创作和民歌三个部分。贵族和文人创作多是歌功颂德，文学价值不高，两汉乐府的精华在民歌。
——摘编自罗宗强、陈宏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
材料二：1937-1945年期间，抗日根据地的文学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后，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涌进了文艺领域，根据地的文学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中起了积极作用。1942年之后，根据地的文学在工农兵文艺方向的指引下，大放异彩，佳作迭出。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都是其中的佳作。
——摘编自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乐府诗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根据地文学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主因是中国东南沿海山多平原少，且内部往来不易，因此自古许多人便积极向海上发展。……中国东岸夏、冬两季有季风助航，因此也增加了由海路通往欧洲的方便性。尤其在两宋年间，游牧民族盘踞华北地方导致陆上丝绸之路阻断，令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更加蓬勃。
——摘编自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
材料二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雏形既已出现，魏晋而后，僧人“附商舶”西行“求法”，成为佛教东传的重要方式。宋元时代指南针等远洋航行工具的使用，使海外贸易达到鼎盛。明朝前期，在郑和下西洋的背景下，出现了一批重要的航海著作，如《瀛涯胜览》《星搓胜览》《西洋番国志》等，记录海行见闻，反映当时东南亚、印度以及阿拉伯、东非等地的风土人情、山川形胜。明后期，郑若曾针对倭寇等问题，在《筹海图编》中明确提出“海防”的主张：“欲航行于大洋，必先战胜于大洋。”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归纳“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中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