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下表为部分古籍关于魏晋以前诗歌的记述摘编
| 古籍 | 记述摘编 |
| 先秦《尚书·尧典》 | 诗言志，歌永言（延长诗的语言），声依永，律和声 |
| 先秦《国语》 |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 |
| 西汉司马迁 《史记·孔子世家》 | （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
| 东汉班固 《汉书·艺文志》 | 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自孝武（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
| 东汉何休 《春秋公羊传》 |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
材料二 魏晋之后，名为乐府诗，但只取其旧题而完全脱离了固定的乐府曲调，不能唱只能读的，和不依旧题，自编新题名目，只可读不能唱的两种形式的诗歌日益增多，这正是以纸为媒介的文字交流兴盛的结果。书信中也经常会看到他们彼此互寄所作诗赋的情况，诗作的题目中也可看到越来越多的《答某某》《和某某》《赠某某》这样的字眼。可见这时文人之间交流情感，已经是把歌词写在纸上，让对方在纸上去看。诗的内涵也由过去的直抒胸臆，变得越来越重视情境的描绘；由过去的感于哀乐肆口而发，变得越来越重视伫兴（感情的蓄积）与构思；由过去一唱三叹的声气的强调，变得越来越重视文字的藻饰和排铺。
——摘编自李壮鹰《纸与诗》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先秦至汉代诗歌承续的共同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说明魏晋至隋唐诗歌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一 汉唐边疆管理概况
| 时期 | 史实 |
| 汉朝 | 汉武帝任用卫青、霍去病为将，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控制了阴山以南和河西走廊的大片区域 |
| 汉武帝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 | |
| 公元前60年在“乌垒城”设置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 | |
| 唐朝 | 贞观初年，唐朝大败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640年，唐太宗派兵征服依附西突厥的高昌，设置安西都护府 |
| 7世纪前期，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他多次遣使向唐朝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他 | |
| 东北的靺鞨族䊍末部强大起来。唐玄宗封其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 |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册）
材料二 秦汉王朝开创了全国统一的先河，隋唐王朝疆域的开拓扩大了中原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与边疆地区的联系，实现了“华戎同轨”“冠带百蛮，车书万里”，宋、辽、金之际，汉族与边疆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意识，各族人民克服了战争造成的种种困难，内地和边疆的开发与交流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边疆管理的主要方式。(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加强边疆管理的意义。
材料一 西汉初立，汉高祖废弃了秦的监御史制度。汉武帝中后期，中央统辖的郡县数量较汉初大增。为了避免形成新的分权势力，加强对郡县的控制，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把全国除三辅、三河和弘农郡以外的地区分为十三州部，每个州部为一个监察区，设置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自京师去地方巡视所部郡国，检查吏治和地方治安。
——摘编自岳庆平主编《中国大通史》（秦汉）
材料二 汉廷每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简称则曰“贤良”……“孝廉”为孝子廉吏之简称，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是为汉室令举孝廉之始……此项制度之演进，一面使布衣下吏皆有政治上的出路，可以奖拔人才，鼓舞风气；一面使全国各郡县常得平均参加中央政局，对大一统政府之维系，尤为有效。而更重要的，则在朝廷用人，渐渐走上一个客观的标准，使政府性质确然超出乎王室私关系之上而独立。
——钱穆《国史大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武帝设置刺史制度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选官制度的标准并概括该制度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七八千年前，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农业与农耕聚落都有了很大发展。耒、耜的出现和普遍使用，粮食的储备，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得到多方面的发展。……内部大小血缘集体之间以及个人之间，关系平等和睦。
——摘编自《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籴（买入）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不）去（放弃）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也。
——《商君书·外内》
材料三 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聚敛财物，奴役贫民），转毂百数（财富百车），废居居邑（囤积居奇），封君皆低首仰给焉（仰仗他们供给物资）。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帮助解决）国家之急，黎民重困。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1)根据材料一，指出农业“有了很大发展”的表现。结合所学知识，列举这一时期我国的文化遗存。
(2)根据材料二，推断商鞅的主张，这一主张在变法中怎样体现的？
(3)根据材料三出现的现象，指出汉武帝采取的应对措施，并分析其作用。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蓬勃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农产品和手工工业品日益丰富，商品流通范围逐步扩大，流入市场的产品日益增多，还出现了很多专业化的富商大贾。
——摘编自李生《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原因新探》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城逐渐成为重要的商品中心，一些新兴城市的商业功能也开始显现。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有贸易分工十分细致的市场，还“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各地都市的崛起，以及遍布“百郡千邑”的“市邑”，为社会增添了数以万计的城镇平民，也为城市平民和农村人口提供了经商的便利条件。春秋战国时期以富商大贾作为经典化身的商人资本，集聚大量的货币财富，“家聚千金”“赀拟王公”者比比皆是。
——摘编自陈朝云《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发展及评价》
材料三 汉初郡国并行制最大的弊病就是诸侯国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央皇权产生矛盾，并对皇权和国家统一构成威胁。汉文帝接受贾谊的《治安策》，“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采取了诸如将齐国一分为七、把淮南国一分为三的措施。汉景帝又接受晁错的建议“削藩”，用战争方式平息了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七国的叛乱。
——《读史笔记》
材料四 北魏孝文帝改革，总结和肯定了以前民族交融的成果，又促进了这一交融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交融，从方式上看，既有各族人民在友好交往中的相互影响，又有统治者的主动政策，还有在血与火的民族斗争中的附带同化。在内容上，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少数民族在与汉族交融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胡汉之别观念的淡化等，给汉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描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原因。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汉初“郡国并行”所引发的最大弊端是什么？文帝与景帝用什么方法解决之？最终哪位皇帝用什么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4)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孝文帝改革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命子迁》中曾语重心长地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撤除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国春秋”的藩篱，打通了历史脉络，创建了纪传体的史学范式。
—摘编自徐杰舜《从<春秋>到<史记>：中华民族历史链的视野》
材料二 就“正史”而论，有八部出在唐代，如《晋书》、《梁书》、《陈书》，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五代及宋人编纂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则唐宋时期所修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一半。……隋唐至宋编纂了各种大型类书和地志，包括《北堂书钞》《元和郡县志》以及南宋郑樵的《通志》等，将诸多传世文献和史料分类编排，给创作诗文和应对科考带来便利……唐代创立了一套体制性规定，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到实录、国史等不同阶段当代史料整理和史书的编撰，都有规范的程序。史馆出现后并不禁止私家修史，《通典》《史通》等史学巨著，也都是私人著作。经世致用的中国史学发展到唐宋时代，尤其强调“会通”。所谓“会通”，需要史学知识的积累，也需要从历史走向当代、走向未来的宏大视野。《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
——摘编自张国刚《唐宋经世史学之新高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史记》的写作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唐宋史学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孔子列《关雎》为《诗三百》之首，汉人释《关雎》所言为“后妃之德”，对“妇言”和“妇容”的要求，都是在所谓贞顺“妇德”的基础上展开的。按照周代礼制要求，女子从10岁起，要“执麻枲，治丝茧”，日后还要“观于祭祀，纳酒浆”，因为祭祀有时、丝麻之事无疑是“妇功”的重心。南北朝的“乐府双璧”中，《木兰辞》中的木兰最初是“唧唧复唧唧”的剪影；《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不但“十三能织素”，而且能够胜任“三日断五匹”的劳作。宋代话本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花魁娘子王美娘“吹弹歌舞，无不尽善”，而且“写作俱高，求诗求字的，日不离门”。清代《镜花缘》以探花唐敖历险求仙及其女小山海外寻父为线索延展成书，书中称：“小山生成美貌端庄，天姿聪俊。到了四五岁，就喜读书，凡有书籍，一经过目，即能不忘。且喜家中书籍最富，又得父亲、叔叔指点，不上几年，文义早已清通。”
材料二 《诗大序》称，诗的作用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然而，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的中国文人，只要他不想被人视为“俗”，而想攀附“雅”，他可以不遵守某种伦理规范，但必须多少懂得一点审美。所以，他们的女性意识一定要上升到艺术的层面。无论人们对文学的产生有着怎样的认识，都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中国最初的文学都不是“为艺术”，而是“为人生”。中国不同时期叙事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悄然间发生着从“妻子”到“爱人”的变化。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高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女性形象审美嬗变：从“德言容功”到“琴棋书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在秦汉魏晋、唐宋和明清时的特征。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从‘妻子’到‘爱人’变化”的含义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然亦有库、序、学、校以教之。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然战国时，士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
——摘编自（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在12和13世纪，骑士的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变得文明起来。随着封建诸侯权力的强化，诸侯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维持领地的秩序；而更加安逸的生活也许会降低一个人的野蛮程度，骑士精神逐渐形成。一个骑士俘获另一个骑士后，不再给他戴上镣铐、投入地牢，直到家族和陪臣付钱赎回，相反，俘虏被待若上宾。12世纪中叶，任何体面的骑士都会给敌手一个穿盔戴甲的机会，然后再发动攻击。12世纪末，许多骑士不再承认他们为利益而战，他们仅仅为荣誉而战。12世纪对武士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来自一种对妇女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的新的强调。这部分由于教会的影响，部分由于新风行的骑士爱情。教会教导妇女要臣服于丈夫，但它一直倡导尊重妇女，对妇女要温文尔雅。然而，骑士爱情对中世纪社会的影响完全不同于教会。它的中心原则是，如果一个骑士献身于侍奉一位女士通常是有夫之妇对她百依百顺、爱慕备至，他就会最有效地赢得声誉。
——摘编自（美）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著《西欧中世纪史》第七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从春秋到东汉“士”的主要变化，并分析造成这些变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晚期骑士精神形成的原因，并概括骑士精神对欧洲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 内容 | 出处 |
| 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时作刑，以诘四方。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髌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盖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谓刑乱邦用重典者也。（墨、劓、髌、宫、大辟都是残害肢体的肉刑） | 《汉书·刑法志》 |
| 汉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kūnchī剃去须发，鞭打身体）代之。 | 《文献通考》 |
——改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明清时期恢复隋唐“三法司”制度，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主管司法事务，但三者的分工已经发生变化，改为“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命天下诸司刑狱，皆属刑部，都察院详议平允，又送大理寺审复，然后决之”。以后，刑部成为主要的司法机关，大理寺则是复核机关。由于刑部总管司法而事重，所以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刑部按省区划分增设12属部，后定为13清吏司，分管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刑名案件。清代增刑部下属为17清吏司，并规定外省刑案一律由刑部复核，非特旨允许，大理寺和都察院不必过问，三法司会审也要由刑部主稿。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初刑罚改革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中央司法行政制度加重刑部事权的原因。
材料一 河西水源丰沛，土地肥沃，雄吴、险津环峙，是屏蔽吴陇的门户和中原王朝西进道路上的重要中继站，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本地人口不多，且驻军花费巨大，武帝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元封二年，“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敦煌以东的西北地区不仅设立了郡县两级行政机构，其下设乡、里、亭等基层组织，还设专职都尉“主屯田殖谷”。到西汉末年，加上屯田的士卒，整个河西约有40万人。《后汉书·孔奋传》记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今)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
——摘编自刘玉球《汉代入迁河西地区移民研究》等
材料二 人口流动贯穿于明代始终，全国范围持续不断的自发的人口迁移，在明中叶形成高潮，而有组织的大移民则再未出现过。灾荒、过重的徭役负担、人地矛盾是导致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由于流动人口的持续和大量出现，政府起初努力制止流动的发生，而在事实上无法控制流动发生后，采取了顺应形势的人口管理政策——附籍，即允许流动人口在所在地区安插落户，并在当地承担国家赋役。明代中期流出原籍的民众仍以从事农业为主，晚明则不同，随着明代社会的发展带来分工的细化，农业依然是一部分人的选择，但更多的是从事其他行业。离开农业的人有做乡绅家人者，有给官府做事打工者，有从事手工业、商业者，还有就是行走于江湖的游民。同时，政府社会控制的放松，也令人们的选择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摘编自张兆裕《对明代人口流动的若干认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汉代向河西地区移民实边的影响。(2)根据上述材料，指出明代人口流动与汉代的不同，并结合所学分析晚明流动人口主要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