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昔秦王见周室之失统，丧权于诸侯，自以当保有九州，见万民碌碌，犹群羊聚猪，皆可以竿而驱之，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诸侯。及陈胜、楚、汉，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并共灭秦，遂以败也……高帝怀大智略，能自揆度，群臣制事定法，常谓曰：“廊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为之。”宪度内疏，政合于时，故民、臣乐悦，为世所思，此知大体者也。 王翁（王莽）嘉慕前圣之治，而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 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故以高义退致废乱，此不知大体者也。

——摘编自东汉桓谭《新论》

材料一秦在地方设县，那都不是学六国的。秦本无“封建制”，因此朝君主集权制的演变要容易些，在统一过程中，对被灭六国，取消“封建”代之以郡县，更是顺理成章。如果没有秦统一战争这种特殊的历史手段，东方六国由“封建”向郡县的过渡，扭扭捏捏，恐怕还要拖好几代时间，才能慢慢完成转型。在这里，我们再一次体验到了所谓“恶”的历史作用——战争，这是人类良知所不容的残暴行动，却常常有帮着实现转换历史场景的作用，真叫人哭笑不得。

——摘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汉初分封诸侯的基础虽说还是那县制，但受封的诸侯王和列侯在理论上与皇帝一样，都是“有士之爵”。刘邦在世，同姓诸侯王都是其子弟之属，不可能犯上作乱。吕后当权，他们能团结一致，对抗诸吕，后来又促使文帝登基，的确对刘氏的皇权起到了拱卫作用。但文帝以后，同姓诸侯与皇帝的关系已经疏远，人人都有帝制自为之心，皇权自然受到挑战。刘邦初封同姓王国时，唯恐其实力不足，不能屏藩皇室，因此所有王国都地兼数郡，如齐国领有七郡之地。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一   秦朝之法源于先秦商鞅变法，而商鞅变法的依据则为李悝的《法经》，后改法为“律”，后世便以“律”为法治之名。秦朝的律并不仅仅指刑律，还包括很多行政中应用的各种规章，如：农业管理有《田律》，市场管理有《市律》，货币及财务有《金布律》，等等。秦朝的律法中有大量的律条是维护中央集权制度，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很少会从臣民角度考虑律法的合理性。在律法的具体实施方面，秦朝特别重视臣民对律法的了解，统治者认为只有臣民都明确地知晓法律具体条文，才能使他们有法可遵。所以秦朝的各法律条令都会向民众公布。秦朝的法律非常严酷，民众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之中。

——摘编自徐岩《浅析秦朝政治制度对现代政治制度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西汉初年，陆贾建议汉高祖刘邦效法商汤、周武王“逆取”“顺守”，“文武并用”，实行“仁义”。文和武，也就是德和刑的两手，其各具用途，必须并重，使相济为用。汉初黄老思想虽对秦代的专任刑罚持严格的批判态度，但并不否认法律的重要性，也强调“明具法信”“进退循法”。黄老学说提出“刑不厌轻”“罚不患薄”，这与秦代重刑学说有天壤之别。这种思想立足于道家的无为，却和儒家的仁政观点有很多相通之处。从汉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到惠帝、高后时的“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及文帝、景帝各代的“除肉刑”等，就立法者意愿来说，都是要改变秦代暴政，要求宽减刑罚。

——摘编自田大治《论汉代的德主刑辅制度》

材料一   中国古代史上， 出现了几个被人津津乐道的“治世”“盛世”时期，如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清“康乾盛世”等等。三个典型的“治世”“盛世”时期，统治者都能从前代汲取教训，居安思危，关注民生，克勤克俭，以德义感化百姓;在治理上为官择人，注重吏治，改革法制，减轻刑律，缓和矛盾，取信于民，从而有助于良好社会环境的形成;在“治世”“盛世”的初期，生产都不是高度的发展，统治阶级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如解放奴婢，驱民归农，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摘编自裘斌 《中国古代 “治世”与“盛世” 成因探析》

材料二 康乾时期， 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在盛世“光环”之下，我们应该看到康乾盛世的另一面。权力不受监督，就容易滋生贪腐。和珅、王皇望都是这一时期巨贪的代表。经济发展区域不均衡，人口资源环境危机显现，粮食供应问题越来越严重。1796 年至1804年，川楚陕甘豫五省白莲教起义，清政府花费了!亿2000万两白银才将其平定下去。随着闲关镇国思想和重农抑商政策越来越深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越来越枯竭，而同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正轰轰烈、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消彼长，清王朝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不可避免地减弱了。

——摘编自唐博 《深度探秘:康乾盛世的AB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