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 关于盐铁政策的辩论汉武帝时，在地方设置盐官、铁官、均输官。公元前87年，汉昭帝（汉武帝之子）即位，国势衰弱，民生困苦，霍光、桑弘羊受武帝遗诏辅政。公元前81年，汉朝的高级官员和政治家们在一起讨论当时的政治问题。下面是对话的节选。
| 御史大夫桑弘羊 | 贤良、文学之士 |
| 是以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戴仰而取给（取得供给）者……通委财（流通囤积货物）而调缓急。罢之，不便也。 | 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愿罢盐、铁、均输。 |
——摘编自西汉·桓宽《盐铁论》
根据材料，谈谈你对汉代盐铁政策辩论的认识。
材料一 董仲舒根据时代需求，以先秦孔、孟、荀儒家的思想为主导，吸纳了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墨家诸家的思想，以性善情恶的人性论为基础，大力推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价值观教化，形成了适应当时国情民性的新型价值系统。汉宣帝自称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既是刘汉王朝的内心直白，也是对董仲舒构建礼法合用治国模式的肯定。
——摘编自李宗桂《董仲舒思想历史作用之我见》
材料二 佛道理论的精细化充分暴露了儒学的内在弱点。如何完善自身以及重回学术的至高地位，这成为儒学必须要完成的重要使命。朱熹认为“释、老之书极有高妙者，句句与自家个同”，而现存的礼书对古礼删削颇为有限，难以通行至民间。有感于此，朱熹便以司马光的《书仪》为底本，复加删削，成《朱子家礼》一书。
——摘编自楼含松《中国历代家训集成》
材料三 顾炎武作为先锋性的代表人物反对“空谈之学”，力倡以“修已治人之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言”，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顾炎武主张人的内在本质即为“人道”，“人各有私”，“有私常情”。在顾炎武看来，“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
——摘编自许苏明《顾炎武评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董仲舒儒学相比，朱熹理学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概括顾炎武的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顾炎武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西域道通以后，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为一体，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深适的意义。除此以外，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西域的葡萄、石榴、苜稽、胡丘、胡麻、胡瓜、胡蒜、胡桃等植物，陆续向东土移植；西域的良马、索驼、各种奇禽异兽以及名贵的毛贸品，也都源源东来。以后，佛教和佛教艺术也经中亚传到西域，再向东土传播，对于中国文化发生了根大的影响。中原地区则向西域输送大量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并把铸铁、畲井（包括并渠）的技术传到西域。这种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摘编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下）册》
材料二 宋朝对外贸易示意图
(1)根据材料一，概括说明西汉丝绸之路开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朝对外贸易的特点。
材料一 “教化”一词在董仲舒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他指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并反复强调：“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政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摘编自朱人求《董仲舒教化哲学研究》
材料二 “二程”关注国家前途，强调“帝王之道，教化为本”，多次直言上疏，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影响皇帝，提出“格君心之非”“王道治国”等一系列政治举措和治理模式。程颢认为“得贤才为本”，请求皇帝兴办学校。在官吏的德才关系问题上，“二程”强调修己之道，以德为先。程颐呼吁要将“宽赋役”“劝农桑”等措施作为重民保民、治理天下的要务，实现富裕的同时才能进行道德教化。还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婚姻妇女观。程颐指出，圣人虽然崇尚道德教化，但是也不能轻视刑罚的作用，应该在先有刑罚的基础上进行德化。
——摘编自丁静《二程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教化思想提出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与“二程”教化思想的相同之处，并简评“二程”教化思想。
材料一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漏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武帝的大臣实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加强国家对经资的控制。从公元前119年起，对市场的交易、车辆和财产开征新税，以补充从产品征收的实物税和人口税的不足……一种重五铢的新铜钱被定为法定货币。六年后私铸被禁止，也许禁止令很有效；国家完全控制了铸造新铜钱的资源……政府采取措施，把当时仍由私人经营的采矿权收归国家直接单独控制。结果，在产区设48名专使，以监督铁制品的制造和分配；另外34名专使管理盐的生产和销售……为了缓和局部的或暂时的短缺和防止投机倒把，它还设置官署来稳定物价和协调运输。
——崔瑞德、鲁唯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中描述的盛世景象名称，并分析其出现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汉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并概括其表现。
材料一 董仲舒不但首倡儒学独尊，而且把孔子的学说宗教化，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他给汉武帝上《天人三策》就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具体说明，《春秋繁露》是其代表作。董仲舒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他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君主”，人间的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与此同时，他也企图假天之威，对皇帝的过分残暴加以限制。董仲舒还大力宣扬孔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五常是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是有等级的，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可善可恶，上等的圣人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经过“教化”可以变善，惟有下等的小人是命中注定低微卑贱，只能永远当牛做马和奴隶。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上）
材料二 在宋明理学思潮中，理学家在儒学理论创新方面，也十分典型。“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的创立，既符合社会政治方面的需要，又有其理论思维内在逻辑的必然。
——摘自黄钊《应当高度重视儒学的创新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的思想内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与宋儒学更新的历史背景之异同。
材料一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商业发展，固定的贸易场所逐渐出现。这改变了原来商人在野外谋取利润的现象。由于商人的频繁往来和商业运输的发达，一批作为手工业中心和农副产品集散地的工商业城市勃然兴起。“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风气逐渐向整个社会渗透，大量的人不避“关梁之难，盗贼之危”交流四方物产，其中一部分人还参加政治活动，从而产生由大中小商人组成的独立商人阶层。
——摘编自熊林《浅谈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材料二 汉武帝即位时，富商大贾势力恶性膨胀，地方王国铸币泛滥。为此，政府颁行了五铢钱，由于这种钱币制作精美，工艺精良，且具有一定的防伪性，远非私铸者能及，货币的混乱状态被彻底刹住。对盐的生产，全国设37个盐官分别管理。铁的做法也一样，自开矿、断冶、加工到发售，一概归国家经营。此外，政府还加强对全国物价的掌控，打击囤积居奇的现象，把富商大贾迁到都城附近或者边远地区，使其丧失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摘编自曾昭英《汉武帝的经济改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规范商品经济发展的措施及主要目的。
材料 中国古代的禁酒政策最早可以上溯到夏禹颁布的“绝旨酒”。汉初，丞相萧何制定法令禁“无故群饮”，除特殊的场合和饮酒日，不许三人以上者随意饮酒。实施严格之时对特殊场合和日子也有限制，如西汉时某些郡国特别规定：禁民嫁娶时以酒食相贺。汉代的“禁群饮”是周公《酒诰》政策的延续，所不同的是处罚措施由“予其杀”转变为“罚金四两”。据史料记载汉政府还曾多次禁酤（禁止买卖酒），如《汉书》卷五《景帝纪》：“中三年，夏旱，禁酤酒”。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中国古代第一次实行榷酒政策。榷酒，就是政府严格限制民间私酿自卖酒类，由政府独专其利。十七年后，又改专卖为征税，每升税四钱。榷酒税酒实质上是变相的“禁酒令”，顺应了时代要求。有汉一代，由于种种原因，酒禁的各项措施并不能得到彻底的实施。
——摘编自陈严《论秦汉时期的禁酒》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禁酒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代禁酒政策的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