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称谓始见于楚汉相争之时，其指汉王刘邦一方人员之统称，还不具有族属和文化含义。随着西汉政治、文化和族源历史整合的推进，到汉武帝时代，与“诸侯人”相对而言的狭义的“汉人”完全被融政治、文化、血缘和族群于一体的广义的“汉人”所取代。在整体意义上完全具有族别功能的“汉人”认同产生的同时，“中国一体”的国家意识也开始凸显。
——刘志平《汉代的“汉人”称谓与“汉人”认同》
(1)依据材料，指出“汉人”含义的变化，结合所学分析变化的原因。
以行政区划而言，元朝统一后，边疆和内地在管理上存在差异，但又有相通之处。内地设立州县，云南也实行州县制，但普遍用土官任职；藏族地区未采取行省制度，而由中央宣政院直辖，有实在的行政管理，包括设官命职、开辟道路、建立驿站、清查户籍等等。汉、唐等前代中原王朝尽管一度也拥有广袤的版图，但是这样的版图维持时间并不长久，控制手段的不足和外患的存在加剧了边疆离心倾向。而元朝未发生过某一地区脱离统治的情形，它稳定统治了中原和边疆一百多年，始终保持辽阔的版图。
——摘编自张帆《元朝的多民族统一与国家认同》
(2)依据材料，概括元朝大一统国家的治理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 ①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安顺场渡口。 ——《刘伯承回忆录》（1981年） | |||
 | ②1935年5月，为顺利通过彝族区，中革军委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  | ③长征亲历者黄镇于1935年5月创作《红军彝族游击队》，描绘了红军长征进入彝族地区，得到彝族沽基家族的支持，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支队，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 |
(3)分别指出①②③的史料类型。依据史料，说明其反映的共同历史信息。
以下表格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新疆和西藏地区开展的民族工作。
| 序号 | 史事 |
| ① | 2006年，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由国家整理出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 ② | 1978年，新疆仅有1个民航机场、9条区内航线。2014年，已建成运营16个民航机场，开辟了155条航线，成为中国拥有机场数量最多，开通航线最长的省区 |
| ③ | 截至2014年底，19个援疆省市共拨付援疆资金536亿元，实施援疆项目4906个，依托援疆省市累计引进各类合作项目6482个，到位资金8277亿元 |
| ④ | 截至2015年9月，新疆现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113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550处 |
| ⑤ | 2012年至2022年，在中央支持下，西藏接待旅游人数从1058.39万人次增加到3002.76万人次，旅游收入从126.48亿元增加到407.07亿元 |
| ⑥ | 截至2023年11月，西藏累计建成5G基站超8700个，发展5G用户184万户，实现所有乡镇5G网络全覆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
(4)从上表中任选两个史事，写出序号，提炼一个主题，并对主题进行说明。
材料一 秦直道与长城呈”正确”形架构，相互支撑、遥相呼应。秦在直道沿线设有严密完备的配套军事防御设施，如关隘、兵站、驿站、烽火台等。前方有事，大军三天三夜即可从咸阳疾驰到河套前线。秦直道基本沿山脊布线，地形相对平缓、顺直，所经地区植被繁茂，道路隐蔽性好。直道路基底部最宽达60米，顶部宽30米至40米，残存最厚的垫土层现今仍有6米以上。直道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完成选线规划、勘察设计和施工建设。
——摘编自何吉成《震古烁今秦直道》等
(1)阅读材料一、概括秦直道的特点。材料二 汉武帝刘彻多次沿秦直道北击匈奴，巡视朔方。飞将军李广从秦直道快速进军，让匈奴骑兵措手不及。汉宣帝甘露二年，呼韩邪单于“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许多迹象表明，呼韩邪单于当时是循“直道”南下。昭宣之后，汉匈关系转向缓和，双方使节来往频繁，多次从直道经过。王昭君北上经行“直道”之说，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直道连接“北边道”，匈奴获得中原丝织等商品后，与西域各族和希腊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商业交换。
——摘编自王子今《文化史视角下的秦直道考察》等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直道在汉代发挥的作用。材料一 进入战国后，诸侯国君逐渐演变为集权专制君主，实行官僚制度。这套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其一，在官吏任免方面，突破“亲贵合一”“世卿世禄”的旧制。选拔官吏，或因军功，或由荐举、游说，或择自侍从养士。被任命的官吏多非贵族，“官无常任”，不得世袭。其二，以玺印符节作为官吏权力的象征和凭据。国君任命官吏时授予玺印，免职辞官时回收玺印。将帅统兵发兵，也须持有兵符。派遣使臣，则用国君授予的“节”，国君颁赐给官吏玺印符节，赋予官吏行使行政、军事、司法诸权以合法性。其三，严格实行官吏岁终“上计”。每年地方官须向国君呈报财政预算。国君采用合券制，年终稽查两片符券所载数目的盈亏。盈者升官受赏，亏者降职问罪，以督促官吏尽责尽力。其四，推广俸禄制。发放数额，依官职高低而有等差。俸禄取代封色，国君可随时任免或调动官吏。
——李治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1)概括战国时期官僚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官僚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材料二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里的“监”是“掌监郡”的“监御史”。它隶属于御史大夫，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吏，使地方官不敢欺骗和违抗中央。汉初，郡国并行，各郡没有设置监御史这个官职，但中央派人监察地方的作法继承下来。到汉武帝时，在全国置十三州部，每州派刺史一人。刺史对上受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对下主要监察郡守和强宗豪右，从其“周行郡国”可以看出，诸侯王也在督察之列。刺史以六条问事，形成“秩卑”“任重”的局面。作为中央派出的监察官，虽不是地方官，由于能控制地方长官，因而极易越权。随着东汉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刺史（州牧）的秩位提高、权限扩大，刺史可以督察辖区内一切朝廷命官，有选举、劾奏之权，有权干预地方行政，又拥有领兵之权，事实上演变为地方的高级行政长官。有的州牧、刺史甚至权位父子相袭，实际上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摘编自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秦汉地方治理体系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