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汉初“无为”到汉武帝“有为”
材料一 秦灭六国,……此乃古代贵族封建势力之逐步崩溃,……直至汉兴,始为中国史上平民政权之初创。……然在平民政府创建的过程中,却屡次有“封建”思想之复活。……平民政府的……思想则为“无为而治”,“无为”之实则为“因循”。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材料三 汉初制度大多不切实际,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声甚高,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都进行了制度创新和变革。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四 两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时期。西汉前期民族关系则主要是采取和抚四夷特别是与强大的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边境的安宁。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西汉国力的增强,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强有力措施。
——汪高鑫《两汉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材料五 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至东汉末,全国百余郡,实施统一制度、法令。通过察举制度的实施,构建起研习儒经、崇尚教化、执行统一政策的士大夫官僚队伍。汉朝盛时“编户齐民”有5900多万人,儒家倡导的忠义孝悌等伦理,成为民众日常行为的规范。汉朝境内的百姓,不复以“燕人”“齐人”“秦人”相区别,而是“某郡某县”人,他们虽方言有异,却使用着统一的不因语言差异而改变的文字。经历两汉四个多世纪的统治,统一的观念深入人心,“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在先秦以来华夏融合的基础上,汉朝境内的人们逐渐被称为“汉人”。
材料六 汉光武帝首先妥善安置功臣减小改革的阻力,然后命令后族、宫戚“不得封侯与政”,重申“阿附藩王之法”收捕诸王宾客;重视人才选拔,沿用察举制,颁布了“四科取士”的诏书,公元39年,下令在全国“度田”即丈量土地。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地方骚乱,光武帝用镇压和分化相结合的手段平息了叛乱。汉明帝令外戚、阴、邓等家互相纠察,穷治楚王刘英;建武6年裁并了400多县约占三分之一,吏职减损,十置其一: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中央兵减至2500人,废郡国都尉试制度;改变王莽时期机构乱置的做法,加强原有秘书机要机构尚书台的事权,削弱了宰相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权势,君主集权因此而强化。经过汉光武帝和汉明帝长达几十年的改革,东汉初年的政治、经济大为改观,史称“光武中兴”。
——摘自翦伯赞《秦汉史》等
主题二两汉衰亡
材料七 汉代实行以察举、征辟为主体的人才选拔制度。东汉中后期强调“文治”,高级官员往往也是儒学名家,拥有成百上千的“门生”。某人一旦成为某位官员的下属,便终生为其“故吏”。一些家族有人长期担任朝廷重要官职,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成为影响人才选拔的重要因素。官员们互相请托,推荐亲属故旧,所推荐的人才“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外戚、宦官轮流把持朝政,任人唯亲,以便控制朝廷与地方政治。世家大族干预人才选拔,一些地方的人才选拔甚至是被数个家族长期把持。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八 汉元帝时,丞相匡衡占地三十多万亩,还不满足,又扩占了四万多亩。成帝时的丞相张禹占地四万多亩,都是泾水和渭水灌溉的上好肥田。贵族官僚大地主占有大量良田沃土,广大农民却“无立锥之居”。他们的生活“有七亡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材料九 “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
——《后汉书邓禹传》
材料十 从公元前1世纪建立,到公元4世纪末分裂,罗马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洲,设置行省管理意大利半岛之外的地区。罗马民族在政治上处于主导地位,意大利以外的人(希腊人除外)被称为“蛮族”。什么是罗马民族呢,那就是罗马人和意大利人,他们在语言、经济和文化上关系密切,也是共同打下帝国天下的核心力量。据一种比较适中的估计,整个帝国人口约5400万,意大利约有人口600万。行省拥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不断成熟的罗马法通行于帝国全境,但整个帝国的罗马化程度很浅,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在帝国东部只在政府机关和城市中通行,广大农村则仍是各自语言的世界。
——摘编自刘家和、王敦书《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
材料十一 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至东汉末,全国百余郡,实施统一制度、法令。通过察举制度的实施,构建起研习儒经、崇尚教化、执行统一政策的士大夫官僚队伍。汉朝盛时“编户齐民”有5900多万人,儒家倡导的忠义孝悌等伦理,成为民众日常行为的规范。汉朝境内的百姓,不复以“燕人”“齐人”“秦人”相区别,而是“某郡某县”人,他们虽方言有异,却使用着统一的不因语言差异而改变的文字。经历两汉四个多世纪的统治,统一的观念深入人心,“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在先秦以来华夏融合的基础上,汉朝境内的人们逐渐被称为“汉人”。
——据《汉书》《后汉书》等*基础测评*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你如何理解材料“‘无为’之实则为‘因循’”的说法?
(2)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制度创新和变革”的表现。
(3)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积极开拓疆域的强有力措施。用一句话概括西汉经略边疆的作用。
*能力提升*
(4)根据材料五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朝国家治理对中国历史的意义。
(5)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从改革的内容和作用两个方面对“光武中兴”进行历史解释。
(6)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汉中后期人才选拔的弊端。简析东汉中后期人才选拔弊端影响。
(7)依据材料八和材料九,分别反映了西汉后期和东汉什么样的社会现象?
(8)这些现象的出现对当时的统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历史纵横*
(9)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罗马帝国与汉朝在国家治理上的异同。
2 . 史料一 从元帝(刘奭)到孺子婴(公元前49—公元8年)时代是西汉晚期。这时贵族地主与豪强地主势力迅速壮大,商人势力也重新兴起,土地兼并的问题日益严重。汉王朝陷入深沉的危机之中。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古代史》
史料二
[探究]
(1)据史料一分析,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与两汉政权衰亡的关系如何?
(2)据史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汉中后期出现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局面的本质原因。
材料 昔秦王见周室之失统,丧权于诸侯,自以当保有九州,见万民碌碌,犹群羊聚猪,皆可以竿而驱之,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诸侯。及陈胜、楚、汉,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并共灭秦,遂以败也……高帝怀大智略,能自揆度,群臣制事定法,常谓曰:“廊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为之。”宪度内疏,政合于时,故民、臣乐悦,为世所思,此知大体者也。 王翁(王莽)嘉慕前圣之治,而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 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故以高义退致废乱,此不知大体者也。
——摘编自东汉桓谭《新论》
(1)根据材料,分别概括秦亡汉兴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莽改革的不足之处。
材料一 西汉时期,御史由最初的君主秘书人员逐渐演变为集文书枢机之权和监察之权为主的核心监察官,御史大夫秩两千石且为副丞相,御史机构的设置和分工更加清晰,“给事殿中”“理众官”等官员在秦代御史执掌监察权的基础上逐渐扩大化和精密化。西汉初期,御史的办公场所是位于宫中的御史大夫寺,此时的御史与秦朝时一样也成为沟通皇权与相权的重要节点。西汉中后期以来,虽然御史大夫外化为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员,但以御史中丞为首的侍御史仍继续留在中朝,并通过与尚书在行政机制的分工等方面的适应性调试,发展了原有的监察之权,御史与尚书最终成为中国古代的专门监察官员。
——摘编自牟学林《从枢机到监察:西汉御史机构的职能转化》
材料二 东汉时期,尚书台尽管是总理政务的中枢机构,但却已享有一定的监察权,其机构设置也较为完善,尚书令、尚书左丞以及诸尚书都获得了较大的相互独立行使的监察权。就监察对象而言,尚书台不仅可以监督台内官员,还可以弹劾台外官员的不法行为。虽然在实践中尚书更多的是行使其对外朝官员的弹劾权,但无论是台内官员,还是台外官员,都在尚书台的监督范围内。尚书台官员不仅可以劾奏官员的政治犯罪,还可以就官员违反礼制的行为进行纠举。尚书台的监察权是东汉多元监察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西汉时期尚书仅临时性地弹劾官员相比,无疑是一大突破。
——摘编自王娟《东汉尚书台监察职能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汉时期御史制度演变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汉时期的监察体制“无疑是一大突破”的表现。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两汉时期监察体制演变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汉代豪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阶层。起初,他们是民中之“豪”,首先强在其财势,“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兼并大量田产,“与民争利天下”;其次强在族势,“汉代豪强往往不只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大宗族”,“雄张闾里”,成为离心力量,他们还恃财“买复”,享受免役特权。高祖刘邦与功臣列侯们推行“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等打击豪强的政策。汉武帝继续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推行了一系列打击豪强的政策。
材料二 列侯是仅次于诸侯王的第二等贵族爵。西汉昭宣以后,非豪强出身的列侯及其后代通过兼并土地,经营工商业,以及宗族势力的壮大而成为豪强;一些豪强通过军功、裙带关系、世传经学而受封为列侯,成为豪强在“庙堂”中的代理人。在联合镇压了黄巾起义后,上层列侯纷纷抛弃中央的荣位虚职,积极攫取州郡牧守的职位,企图割据一方;地方豪强的军事力量得到迅猛发展,同时也积极投靠那些掌握地方实权的上层列侯。而后,曹操、孙权、刘备等分别联合不同的豪强地主武装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以上均摘编自秦铁柱《汉代列侯与豪强关系刍议》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政府抑制豪强势力的原因及其主要措施。(2)根据上述材料,概括汉代列侯与豪强之间关系的变化,分析东汉末年豪强势力发展的主要影响。
材料一 秦汉的乡举里选是在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后乡里民众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秦代是“选贤与能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新时代的确立”,两汉的察举制“正是新的选举方式的制度化、法典化的结果。这种制度,使得不少的小农都拥有了被选举权,而选举权则掌握在官僚和地方豪强手中”。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至少入仕资格“原则上扩大到整个自由民阶层”。在汉代的社会结构中,只要具备了某种素质或满足国家要求的乡里编户民,理论上都有自由入仕的机会,并无法律的特别歧视。当然,自由入仕并不是没有限制。秦汉国家针对包括乡里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仕进途径都有细密的规定。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乡举里选考辨》
材料二 东汉末期由控制中央开始,外戚宦官的势力也开始向帝国的州郡等地方政府延伸,派他们的亲朋好友或党附他们的人到地方去担任州郡的行政长官。这些人到了地方上,他们不关心地方,仅关心他们所属外戚或宦官集团的利益。地方政治在此类州郡长官治理下,自然不上轨道。特别是选举方面,乡举里选的理想被破坏无遗。历经数百年而摸索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平衡,政府与人民的沟通,竟因偶然事件而被轻易破坏。仅仅因为和帝以后皇帝的短命、嗣君幼冲,居然使宦官、外戚混扰了中央、地方的政治。追根究底,仅因帝国政体自始皇以来是所谓的皇帝体制,立于权力顶峰的皇帝,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制裁他的力量。于是,控制皇帝,假藉其势的一小撮外戚、宦官的倒行逆施,终于令沉默的多数难以容忍,爆发了他们的不满。东汉的清流运动与地方自立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
——摘编自国风《乡举里选理想的破坏和地方自立趋势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乡举里选制兴起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乡举里选制遭到破坏的原因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西周以前的主要经济区是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从西周开始,泾渭流域成为新的经济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五大经济区;两汉时期关中地区和关东地区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北方黄河流域基本经济区,而南方江淮地区则相对落后。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 从新石器时期直至汉代,长江流域一直地广人稀,即使拥有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物产资源,其农业发展仍然极为缓慢。直至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由北向南的跨流域人口迁移以后,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才随之展开。在水利建设、农具改进和劳动力增多的多重促进下,长江流域的农业发展极为迅速,至唐代中期即超越北方,成为中国经济中心。
——摘编自刘馨秋《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农业开发及土地利用方式》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至两汉时期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中期后长江流域超越黄河流域成为经济中心的原因。
材料一 西汉时,江南地区地广人稀、农业落后。但到东汉时期,江南地区水稻亩产量从西汉时期的四石升至东汉时期的约六石。据考古资料显示,江南地区出土了大量东汉时期的陶罐、陶仓等物品,还有铁锸、铁锄、铁犁铧、铁镰等大量铁农具。东汉时期诸多循吏在任期间教化治理,推广农耕技术,兴修水利,极大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业发展。江南人口迅速增长,垦田多辟,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业劳动力资源增加,越族等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样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增加了相互交往和学习的机会和条件,有利于共同从事劳动生产。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农业较快发展,是多种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摘编自夏时华《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若干原因探述》
材料二 北宋立国后,太祖、太宗及其继承者通过强化地方官员劝农督导职责,推广优良品种,废除苛捐杂税等措施重点发展东南经济,这促使当地农业飞速发展。随着麦、粟等旱地作物在南方的推广,东南“专种粳稻”的种植制度得以改变,农作物种植范围得到扩大。东南地区农民利用平原、丘陵山区的各种不同地理条件,开辟出经济作物的专业经营区域。因东南地区民田十之八九种稻,水稻产量大幅度提高,从而使水稻的总产量超过了粟、麦而跃居全国首位。
——摘编自叶依能《宋代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农业政策》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指出宋代南方农业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东汉和宋代南方农业发展的共同原因。
材料 湖南为南楚之地,在西汉和东汉前期以“风俗脆薄”、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生产落后著称。但是,到了东汉中后期,湖南四郡(长沙、桂阳、零陵、武陵)的户数和人口数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见表 所示)。
两汉湖南人口对照表
郡国名 | 西汉(公元2年) | 东汉(公元140年) | 备注 | ||||
县名 | 户数 | 口数 | 县名 | 户数 | 口数 | ||
桂阳郡 | 郴、临武、便、南平、耒阳、桂阳、阳山、曲江、含框、浈阳、阴山 | 28119 | 156488 | 郴、临武、便、南平、耒阳、桂阳、阴山、曲江、含涯、浈阳、汉宁 | 135029 | 501403 | 所属县去阳山,增汉宁(顺帝永和元年置) |
武陵郡 | 索、孱陵、充、临沅、沅陵、镡成、无阳、迁陵、辰阳、酉阳、义陵、很山、零阳 | 34177 | 185758 | 汉寿(故索,顺帝阳嘉三年更名,刺史治)孱陵、充、临沅、沅陵、镡成、迁陵、辰阳、酉阳、零阳、作唐、沅南 | 46672 | 139378 | 所属县去无阳、迁陵、很山,增作唐、沅南(光武建武二十六年置) |
零陵郡 | 零陵、营道、始安、夫夷、营浦、都梁、泠道、泉陵、洮阳、钟武 | 21092 | 139378 | 零陵、营道、始安、夫夷、营浦、都梁、泠道、泉陵、洮阳、重安(原钟武,顺帝永建三年更名)湘乡、昭阳、蒸阳(原属长沙) | 212284 | 1001578 | 所属县增加湘乡、昭阳、黍阳三县 |
长沙国(东汉改为郡) | 临湘、罗、攸、连道、益阳、下雋、酃、蒸阳、湘南、昭陵、茶陵、容陵、安成 | 43470 | 235825 | 临湘、罗、攸、连道、益阳、下雋、酃、湘南、昭陵、茶陵、容陵、安城、醴陵 | 255854 | l059372 | 所属县去忝阳,增醴陵 |
合计 | 47县 | 126858 | 717449 | 49县 | 649839 | 2813266 | — |
西汉户126858;口717449;户均5.66口 | 东汉户649839;口2813266;户均4.33口 |
注:根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统计。
——摘编自张齐政《东汉时期湖南人口增长原因论略》
(1)根据材料,概括东汉中后期湖南人口的变动情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东汉中后期湖南人口变动的影响。
材料一 东汉基本的民族格局,以华夏共同体——汉族的前身“汉人”为主要角色,多民族共同体有所发展:第一,在统一的国家体系下,车汉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进一步加深,一些地区得到开发,例如在云南和东越旧地设置郡县,使这些地方得到开发和华夏化;还有多支来源为“蛮夷”的少数民族因迁徙到华夏之地,逐渐融入华夏内部,例如羌、南匈奴、南郡蛮等等。这些历史现象的发生,使汉民族得以壮大,分布范围扩大。第二,由于华夏与“蛮夷”之间文化共性、同质性的增强,使得各少数民族的政治与华夏认同感加强,多民族共存的局面因此得以维持和发展。
——摘编自史党社《东汉时期的民族交融及历史启示》
材料二 随着北方民族文明交融,迁徙至中国北部的少数民族超越了一直被强加给自己的“夷狄”观念,开始主张自身即为“中华”;与此同时,开始出现将这些民族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原王朝或正统王朝的主张。随着南北民族交融进程的加快,南朝人也认为,“所谓同舟而济,胡、越一心者也”“夷狄吾民,斯事一也”。南朝后期,常有北人南来或者南人北去,彼此往往互相诋毁。但此时吴虏之区分似已由民族与地域概念发展而成南北政治阵营概念。
——摘编自冯剑《都城规制的传播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东汉时期民族交融的具体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的新发展,并分析这一发展形成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