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马援少有大志，常对宾客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他是闻名于世的“光武中兴”名将，建武八年（32年），马援协助光武帝消灭隗嚣势力、平定了凉州。建武十一年（35年），马援被任命为陇西太守、剿灭羌敌、治理地方、修筑城池、开导水利、发展农牧，使得郡中百姓安居乐业，六年后、因政绩卓著，马援被征召入朝、担任虎贲中郎将，建议重铸五铢钱，“天下赖其便”，建武十八年（42年），马援率军平息二征叛乱，平定西南边境、并参照汉代法律、对越律进行整理，修正了越律与汉律矛盾的地方、以约束交趾人、匈奴、乌桓尚扰北边，马援请求击之、最后死于平定五溪蛮的前线。汉章帝继位后、亲写金匾“马革裹尸”派人送到马家、并以此为军歌，在汉军出征前唱咏、在马援战斗过的地方、人们念其功德、把马援奉为大神、多修庙建祠以祭祀、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归纳马援的主要功绩。(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马援身上的哪些精神使他受到后世的敬仰。
材料一 四像砖、画像石是贵族官僚营建墓室的装饰品，西汉中期到东汉晚期是画像砖的繁荣期。画像砖、画像石分布的地区很广。从现已发掘的情况看，以黄河下游为中心，北到北京，南到云南，东到山东，西到四川雅安。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出土汉画像砖、画像石有数万之巨。画像砖、画像石画面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表现墓主身份和经历的车骑出行、属吏、谒见、幕府、尊贤敬老、讲学传经等；墓主庄园、手工作坊的劳动景况；墓主日常生活方面等；表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民俗的场景，表现商业集市活动的情况。其它还有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祥瑞事物等。
汉代广泛使用铁制工具．创造并推广了“耦犁”，使粮食亩产成倍增长。可是在史籍上关于“耦犁”的记载只有“二牛三人”四字。陕西米脂东汉画像石“牛耕图”中，再现了这种二牛抬杠式的耕作方法，使今人对“耦犁”一目了然。
——摘编自《论汉代画像砖（石）文献的史料价值》等
材料二 汉代农耕画像石的生产呈现出地域化的特点，每个地区的农耕图像又具有模式化的生产特点，这种模式化主要体现在画像石农耕题材“母本”的相同，农耕图所依附的建筑构件载体相同。相比于鲁、苏两地，陕北出土的汉画像农耕图模式化特征最为明显。……汉画像农耕图无意于展现汉代农耕、纺织技术，更谈不上传播汉代农耕、纺织等生产技术，而是画像石生产者(主要代替孝子)通过一系列象征性、符号化的农耕、纺织图像，来满足逝者在彼世的衣食需求，从而达到所谓的孝道，并祈求子孙后代能够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摘编自解树明《汉代农耕画像石模式化生产与意义表达》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作为史料的价值。
材料 张酺（？-104），东汉名臣，历官明帝、章帝、和帝三朝，深为朝廷倚重。少时从祖父张充学《尚书》，能继承其学业。又师事太常桓荣，学习勤奋，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渐负盛名。公元66年成为南宫《五经》师之一、为宗室四姓小侯讲授经学，深受称赏。汉明帝召其为郎，赐车马衣服，令入宫教授太子刘炟。他为人耿直，常匡正太子的言行，深得太子敬重。汉章帝即位后，曾多次赞扬他“屡有谏正，阎阁恻恻，出于诚心，可谓有史鱼之风矣”，并要其他为诸王讲学的经师向他学习。后来，他以侍中、虎贲中郎将出任东郡太守。他到任后便提拔义勇，搏击豪强，查处滥杀长吏，提拔重用忠义之人。汉和帝时，历任魏郡太守、河南尹、太仆、太尉、宰相等职，为政刚正不阿，抑制豪强，政绩卓著。临终前嘱咐儿子：“我位居三公，且不能宣扬德化，使臣民遵循制度，葬我时当务节俭！”卒时，皇帝亲临丧礼，赐以墓地。
——据太和人物《张酺》等整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张酺所处的时代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张酺的活动所体现的优秀品质。
材料一 秦朝法律体系中专门设有犯罪为奴的《收律》，秦简《法律答问》中有多处涉及“收其妻、子”的规定。籍没的场合如此广泛，民众动辄犯禁，随时都有可能沦为官奴婢。汉文帝继位不久，就“尽除收帮相坐律令”。此后，很少再见到籍没罪犯全家的做法，但是“今农夫五口之家……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的现象日益严重，到了东汉，有人批评时政说：“夫奴婢虽贱，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编户小人为己役，哀穷失所，犹无告诉，岂不枉哉？”
——整编自张荣强《从户版到纸籍：战国至唐代户籍制度考论》
材料二 （明朝隆庆年间）看得本县路冲地狭，民少商多，以十分为率，二分务农，尚有八分说牙。……每现年里甲，每里仅存二三贫户，有司所费不赀，里长指称，恣意重科，苦将贫民锁押，买完方行释放，只得卖儿䰞女，破产倾家。里甲萧条，十室九空。而富商大贾，坐享厚利。当道者惟见市肆之繁华，不知乡野之疾苦。
——摘自《仪真县志》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汉文帝“尽除收帑相坐律令”所体现的治国思想，概括秦汉奴婢来源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对经营方式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朝仪真县“民少商多”的成因。结合所学，列举清朝针对“里甲萧条”所采取的制度改革。
材料一 家族变迁中的历史
材料二 袁良以习《孟氏易》举明经为太子舍人，东汉光武初任成武令。以后其孙袁安以通《易》举孝廉，持身庄重、居官不畏权势、以公事为重，颇为朝廷恃赖，历仕明、章、和三帝，位至三公，从此袁氏地位急剧上升。袁京、袁赏、袁敞等皆因高门而被拜为官；袁敞以父任为太子舍人，廉劲不阿权责，颇有父风，屡在三公位。袁汤多历显位，仕至三公。袁成任三宫中郎将，与外戚梁冀交好；袁逢曾任太仆、司空、执金吾；袁隗为三公。宗族袁赦时以中常侍（东汉时由宦官担任）用事于中，与袁逢、袁隗相为内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他公族同”。其时大将军以下莫不与袁氏交结。
袁绍“壮健好交结”“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加上汝南袁氏的声望和他特殊的身份，周围有一大批拥护者。袁绍早年任中军校尉、司隶校尉，曾指挥诛杀宦官。汉末董卓进京、欲行废立事，袁绍最先起兵山东，进讨董卓，响应者众，号称百万，袁绍被推为盟主。在汉末群雄割据的过程中，袁绍先占据冀州，又夺青、并二州，后又占据幽州，一统河北，成为势力最大的诸侯，在官渡之战中败于曹操，后病逝。表术年少时以侠气闻名，后升迁为虎贲中郎将，曾与袁绍、曹操等共讨董卓，后与袁绍对立，被击败后割据扬州，一度称帝，部众离心，病死。
——据胡秋银《汝南袁氏的发展与东汉社会之变迁》等
袁氏家族的兴衰折射出怎样的时代变化？材料 王莽分别于居摄二年（公元7年）建国元年（公元9年）建国二年（公元10年）和天凤元年（公元14年）进行币制改革，铸造了“六泉十布”等近二十种货币。王莽的币制改革和其他改制一样，也被打上了复古崇周的烙印。《食货志》记载：“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在第二、三次币改中，最小额的币种只有一铢重，使用起来极不方便。这就迫使人们必须要持有一定数量的大面值货币。而一旦参与以小易大的兑换活动，不管是何种面值比例的兑换，都要接受67%以上的财富掠夺。不仅如此，而且各种币种之间的兑换也十分复杂。但是单从技术角度来看，王莽的历次币制改革是卓有建树的，他所创造的卧式铸钱法一直被后代王朝所沿用。
——摘编自李建雄《王莽的币政改革举措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王莽币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莽币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进行了第四次币制改革：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
——摘编自周艳常《两汉货币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
材料二 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内外交困的影响下，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终于出台了《施行法币布告》，规定新币制办法。从1935年11月4日起，发行法币的法定银行包括：中央、中国、交通银行。为了防止白银偷漏的局面，规定从此所有的商品和买卖都由法币支付，拒绝使用银元。全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除上述三行以外，财政部曾经核准发行的银行钞票以及农民银行的钞票可同样使用。四大银行完全掌握了中国钞票发行权，中国货币发行实现了分散到集中。法币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在明确规定外汇价格责任的前提下可以无限制买卖外汇。
——摘编自许明霞《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研究：以非对称依赖为视角》
材料三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宣布人民币为合法货币，公布了用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价。一些投机奸商、不法之徒等利用囤积的大量银元疯狂打压人民币。1949年5月28日，人民币与银元的兑换比价为600：1，而到了6月8日，这个数字竟变成了2000：1。不法分子狂妄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精神作了认真的安排与部署，陈毅市长指出：“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行动当天，上海市工商界、新闻界连续发动声讨投机活动的舆论攻势，动员广大市民拒用银元；我隐蔽战线的指战员们也连续破获三起伪造人民币大案。通过这次金融风波，上海的社会形势得到了稳定。
——摘编自苗生《解放初大上海的银币之战》
(1)根据材料一，归纳王莽第四次币制改革的主要内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海解放初期应对“银元之战”的有利因素。
材料 崔寔，东汉时期政论家、文学家。出身官宦世家，有学术传统修养。他身经东汉乱世，置身政局，对于政事颇有体会和认识。面对当时的动荡政局，崔寔认为“凡汉所以能制胡者，徒擅铠弩之利也”，因此政府应重新确立过去的规章制度，这是治边的基础。他明确提出“无赏罚之君而欲世之治，是犹不蓄梳枇，而欲发之治”，这与王符的执法务严、隆赏重罚的理念不谋而合。崔寔深刻洞察当时的社会状况，认为当时富者食席丰足有余，而财势日盛，贫者困促，而生计岁益窘迫。对此他提出了“徙贫人不能自业者于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的解决之道。然而，崔寔并非身处权力中心，其思想难以为政府采纳。
——摘编自彭琳《崔寔<政论>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崔寔治边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简析其治边思想产生的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崔寔的治边思想。
材料一 汉代豪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阶层。起初，他们是民中之“豪”，首先强在其财势，“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兼并大量田产，“与民争利天下”；其次强在族势，“汉代豪强往往不只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大宗族”，“雄张闾里”，成为离心力量，他们还恃财“买复”，享受免役特权。高祖刘邦与功臣列侯们推行“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等打击豪强的政策。汉武帝继续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推行了一系列打击豪强的政策。
材料二 列侯是仅次于诸侯王的第二等贵族爵。西汉昭宣以后，非豪强出身的列侯及其后代通过兼并土地，经营工商业，以及宗族势力的壮大而成为豪强；一些豪强通过军功、裙带关系、世传经学而受封为列侯，成为豪强在“庙堂”中的代理人。在联合镇压了黄巾起义后，上层列侯纷纷抛弃中央的荣位虚职，积极攫取州郡牧守的职位，企图割据一方；地方豪强的军事力量得到迅猛发展，同时也积极投靠那些掌握地方实权的上层列侯。而后，曹操、孙权、刘备等分别联合不同的豪强地主武装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以上均摘编自秦铁柱《汉代列侯与豪强关系刍议》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政府抑制豪强势力的原因及其主要措施。(2)根据上述材料，概括汉代列侯与豪强之间关系的变化，分析东汉末年豪强势力发展的主要影响。
材料一 永元元年秋七月，国舅、车骑将军窦宪，述职巡视，出兵朔方。 军校们像雄鹰般威武，将士们似龙虎般勇猛，这就是天子的王师。 六军俱备，及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等人，猛骑三万。 战车疾驰，兵车四奔，辎重满路，一万三千多辆。……越过“涿邪山”，跨过“安侯河”，登燕然山。践踏冒顿的部落，焚烧老上的龙庭。上以泄高帝、文帝的宿愤，光耀祖宗的神灵；下以稳固后代，拓宽疆域，振扬大汉的声威。
——摘编自班固《燕然山铭》石刻译文
材料二 左宗棠率军击败阿古柏后，派官兵前往各城视察，发现“满营房屋久已掬为茂草”“满城倾圮，瓦砾荒凉”，官兵们“无营署可住，进退维谷，殊形狼狈”。……左宗棠于光绪三年(1877年)上奏光绪帝，提出：“新疆地段较远，他族通处，故土新归，治内治外，事同草创，非规模早定，废坠无自而”“天山南北两路，还隶版图，气象一新，中外群属，耳目诚及，此时早定大计。”“为新疆画久安置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以求将新疆与内地行政区划统一起来。”
——摘自《晚清新疆设省始末》等
材料三 经此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得到深刻塑造，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受到极大鼓舞，……它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世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不论多么强大，如果站在世界发展潮流的对立面，恃强凌弱、倒行逆施、侵略扩张，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 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2020年10 月19日，习近平在参观“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时的讲话
(1)从史料载体的角度，写出材料一中《燕然山铭》石刻的史料类别，指出其记载的历史事件。根据材料一，概括“天子的王师”能“践踏冒顿的部落，焚烧老上的龙庭”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以求新疆与内地行政区划统一起来”的因素。 根据材料一、二，从历史影响的角度，用一句话指出材料一和材料二历史事件的共同之处。
(3)根据材料三，概括“经此一战”对世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结合所学，简析“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实现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