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马援少有大志，常对宾客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他是闻名于世的“光武中兴”名将，建武八年（32年），马援协助光武帝消灭隗嚣势力、平定了凉州。建武十一年（35年），马援被任命为陇西太守、剿灭羌敌、治理地方、修筑城池、开导水利、发展农牧，使得郡中百姓安居乐业，六年后、因政绩卓著，马援被征召入朝、担任虎贲中郎将，建议重铸五铢钱，“天下赖其便”，建武十八年（42年），马援率军平息二征叛乱，平定西南边境、并参照汉代法律、对越律进行整理，修正了越律与汉律矛盾的地方、以约束交趾人、匈奴、乌桓尚扰北边，马援请求击之、最后死于平定五溪蛮的前线。汉章帝继位后、亲写金匾“马革裹尸”派人送到马家、并以此为军歌，在汉军出征前唱咏、在马援战斗过的地方、人们念其功德、把马援奉为大神、多修庙建祠以祭祀、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归纳马援的主要功绩。(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马援身上的哪些精神使他受到后世的敬仰。
材料 张酺（？-104），东汉名臣，历官明帝、章帝、和帝三朝，深为朝廷倚重。少时从祖父张充学《尚书》，能继承其学业。又师事太常桓荣，学习勤奋，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渐负盛名。公元66年成为南宫《五经》师之一、为宗室四姓小侯讲授经学，深受称赏。汉明帝召其为郎，赐车马衣服，令入宫教授太子刘炟。他为人耿直，常匡正太子的言行，深得太子敬重。汉章帝即位后，曾多次赞扬他“屡有谏正，阎阁恻恻，出于诚心，可谓有史鱼之风矣”，并要其他为诸王讲学的经师向他学习。后来，他以侍中、虎贲中郎将出任东郡太守。他到任后便提拔义勇，搏击豪强，查处滥杀长吏，提拔重用忠义之人。汉和帝时，历任魏郡太守、河南尹、太仆、太尉、宰相等职，为政刚正不阿，抑制豪强，政绩卓著。临终前嘱咐儿子：“我位居三公，且不能宣扬德化，使臣民遵循制度，葬我时当务节俭！”卒时，皇帝亲临丧礼，赐以墓地。
——据太和人物《张酺》等整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张酺所处的时代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张酺的活动所体现的优秀品质。
材料一 秦朝法律体系中专门设有犯罪为奴的《收律》，秦简《法律答问》中有多处涉及“收其妻、子”的规定。籍没的场合如此广泛，民众动辄犯禁，随时都有可能沦为官奴婢。汉文帝继位不久，就“尽除收帮相坐律令”。此后，很少再见到籍没罪犯全家的做法，但是“今农夫五口之家……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的现象日益严重，到了东汉，有人批评时政说：“夫奴婢虽贱，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编户小人为己役，哀穷失所，犹无告诉，岂不枉哉？”
——整编自张荣强《从户版到纸籍：战国至唐代户籍制度考论》
材料二 （明朝隆庆年间）看得本县路冲地狭，民少商多，以十分为率，二分务农，尚有八分说牙。……每现年里甲，每里仅存二三贫户，有司所费不赀，里长指称，恣意重科，苦将贫民锁押，买完方行释放，只得卖儿䰞女，破产倾家。里甲萧条，十室九空。而富商大贾，坐享厚利。当道者惟见市肆之繁华，不知乡野之疾苦。
——摘自《仪真县志》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汉文帝“尽除收帑相坐律令”所体现的治国思想，概括秦汉奴婢来源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对经营方式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朝仪真县“民少商多”的成因。结合所学，列举清朝针对“里甲萧条”所采取的制度改革。
材料一 家族变迁中的历史
材料二 袁良以习《孟氏易》举明经为太子舍人，东汉光武初任成武令。以后其孙袁安以通《易》举孝廉，持身庄重、居官不畏权势、以公事为重，颇为朝廷恃赖，历仕明、章、和三帝，位至三公，从此袁氏地位急剧上升。袁京、袁赏、袁敞等皆因高门而被拜为官；袁敞以父任为太子舍人，廉劲不阿权责，颇有父风，屡在三公位。袁汤多历显位，仕至三公。袁成任三宫中郎将，与外戚梁冀交好；袁逢曾任太仆、司空、执金吾；袁隗为三公。宗族袁赦时以中常侍（东汉时由宦官担任）用事于中，与袁逢、袁隗相为内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他公族同”。其时大将军以下莫不与袁氏交结。
袁绍“壮健好交结”“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加上汝南袁氏的声望和他特殊的身份，周围有一大批拥护者。袁绍早年任中军校尉、司隶校尉，曾指挥诛杀宦官。汉末董卓进京、欲行废立事，袁绍最先起兵山东，进讨董卓，响应者众，号称百万，袁绍被推为盟主。在汉末群雄割据的过程中，袁绍先占据冀州，又夺青、并二州，后又占据幽州，一统河北，成为势力最大的诸侯，在官渡之战中败于曹操，后病逝。表术年少时以侠气闻名，后升迁为虎贲中郎将，曾与袁绍、曹操等共讨董卓，后与袁绍对立，被击败后割据扬州，一度称帝，部众离心，病死。
——据胡秋银《汝南袁氏的发展与东汉社会之变迁》等
袁氏家族的兴衰折射出怎样的时代变化？材料 王莽分别于居摄二年（公元7年）建国元年（公元9年）建国二年（公元10年）和天凤元年（公元14年）进行币制改革，铸造了“六泉十布”等近二十种货币。王莽的币制改革和其他改制一样，也被打上了复古崇周的烙印。《食货志》记载：“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在第二、三次币改中，最小额的币种只有一铢重，使用起来极不方便。这就迫使人们必须要持有一定数量的大面值货币。而一旦参与以小易大的兑换活动，不管是何种面值比例的兑换，都要接受67%以上的财富掠夺。不仅如此，而且各种币种之间的兑换也十分复杂。但是单从技术角度来看，王莽的历次币制改革是卓有建树的，他所创造的卧式铸钱法一直被后代王朝所沿用。
——摘编自李建雄《王莽的币政改革举措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王莽币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莽币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 崔寔，东汉时期政论家、文学家。出身官宦世家，有学术传统修养。他身经东汉乱世，置身政局，对于政事颇有体会和认识。面对当时的动荡政局，崔寔认为“凡汉所以能制胡者，徒擅铠弩之利也”，因此政府应重新确立过去的规章制度，这是治边的基础。他明确提出“无赏罚之君而欲世之治，是犹不蓄梳枇，而欲发之治”，这与王符的执法务严、隆赏重罚的理念不谋而合。崔寔深刻洞察当时的社会状况，认为当时富者食席丰足有余，而财势日盛，贫者困促，而生计岁益窘迫。对此他提出了“徙贫人不能自业者于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的解决之道。然而，崔寔并非身处权力中心，其思想难以为政府采纳。
——摘编自彭琳《崔寔<政论>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崔寔治边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简析其治边思想产生的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崔寔的治边思想。
材料一 永元元年秋七月，国舅、车骑将军窦宪，述职巡视，出兵朔方。 军校们像雄鹰般威武，将士们似龙虎般勇猛，这就是天子的王师。 六军俱备，及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等人，猛骑三万。 战车疾驰，兵车四奔，辎重满路，一万三千多辆。……越过“涿邪山”，跨过“安侯河”，登燕然山。践踏冒顿的部落，焚烧老上的龙庭。上以泄高帝、文帝的宿愤，光耀祖宗的神灵；下以稳固后代，拓宽疆域，振扬大汉的声威。
——摘编自班固《燕然山铭》石刻译文
材料二 左宗棠率军击败阿古柏后，派官兵前往各城视察，发现“满营房屋久已掬为茂草”“满城倾圮，瓦砾荒凉”，官兵们“无营署可住，进退维谷，殊形狼狈”。……左宗棠于光绪三年(1877年)上奏光绪帝，提出：“新疆地段较远，他族通处，故土新归，治内治外，事同草创，非规模早定，废坠无自而”“天山南北两路，还隶版图，气象一新，中外群属，耳目诚及，此时早定大计。”“为新疆画久安置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以求将新疆与内地行政区划统一起来。”
——摘自《晚清新疆设省始末》等
材料三 经此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得到深刻塑造，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受到极大鼓舞，……它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世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不论多么强大，如果站在世界发展潮流的对立面，恃强凌弱、倒行逆施、侵略扩张，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 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2020年10 月19日，习近平在参观“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时的讲话
(1)从史料载体的角度，写出材料一中《燕然山铭》石刻的史料类别，指出其记载的历史事件。根据材料一，概括“天子的王师”能“践踏冒顿的部落，焚烧老上的龙庭”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以求新疆与内地行政区划统一起来”的因素。 根据材料一、二，从历史影响的角度，用一句话指出材料一和材料二历史事件的共同之处。
(3)根据材料三，概括“经此一战”对世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结合所学，简析“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实现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的原因。
材料一 建武六年（30年）六月，光武帝下诏：“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当年就裁并了400多个县，裁减大小官吏数万人。次年三月，光武帝又下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驾兵车的士兵）骑士、材官（供差遣的低级武官）楼船士（水兵）及军假吏（临时职务的军吏），令还复民伍（复员为编户齐民）。”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见诸记载的精兵简政。建武六年十二月，光武帝还曾下诏说：“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汉景帝时）旧制。”光武帝之子汉明帝继位后，“遵奉建武之教，有加而无改……故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
材料二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鉴于“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隋文帝、隋唐帝统治时期）”“民少吏多”“乃命所司大加并省”，从而为裁减地方官员做准备。他对房玄龄等大臣说：“致理之本，惟在于审（意为精简）。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在唐太宗“务省官员”的思想主导下，中央机构官员由2000余人裁减为643人。唐太宗还规定：从此以后，倘若有乐工及从事杂务的人，技艺超过同类人的，只能格外奖赏钱帛，决不能超授官爵；对“宗亲以及勋旧无行能者，终不任之”，“年老及耄或积病智昏”的官员，就安置他们退休，以免“久妨贤路”。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孙崇政《精兵简政与官冗吏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光武帝“精兵简政”的背景及历史作用。(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相较于汉光武帝，唐太宗精简官员做法的进步之处，并运用唯物史观说明东汉初年和唐朝初年“精兵简政”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