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政府的高度重视 | B.经济计划的制订 |
C.生活的实际需求 | D.交通运输的发展 |
A.行政制度的重大调整 | B.文人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 |
C.积极进取的时代风貌 | D.兼收并蓄的思想文化政策 |
A.①是秦王朝官方文字小篆的实物见证 | B.②中最早引用勾股定理特例商高定理 |
C.③见证了以均田制为基础的赋税制度 | D.④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实物证据 |
A.朝廷注重价值观的引导 | B.绘画技术得到迅速发展 |
C.百家争鸣局面再次出现 | D.普通民众社会地位提高 |
A.展现了私营手工业的生产水准 | B.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审美 |
C.是儒学与道家思想融合的产物 | D.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 |
材料一 汤(商王)名天乙。见于《世本》及《荀子·成相》篇。而《史记》仍之。卜辞有大乙,无天乙,罗参事谓天乙为大乙之讹。观于大戊。卜辞亦作天戊。卜辞之大邑商,《周书·多士》作天邑商。盖天、大二字形近,故互讹也。且商初叶诸帝,如大丁,如大甲,如大庚。却大戊。皆冠以大字,则汤自当称大乙。
——摘自王国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材料二 司马迁《史记》中列传的最初排序是《伯夷列传》《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开元二十三年奉皇帝的旨意,将“老子、庄子”一篇升为列传之首。放在伯夷之前。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记载:“唐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开元二十三年敕升於《史记》列传之首,处伯夷上,于昔藏宋刻《史记》有四,而开元本亦其一为。”
——摘编自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
材料三 西人言富国学者,以农矿工商分为四门。农者地面之物也;矿者地中之物也:工者取地面地中之物而制成致用也;商者以制成致用之物流通于天下也。四者相需,缺一不可。与《史记》之言,若合符节。
——摘自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
(1)根据材料一,简析王国维认为商汤当称“大乙”而非“天乙”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分析唐朝修改《史记》中列传择序的目的。
(3)根据材料指出梁启超研究《史记》的特点,并概述影响学者研究《史记》的因素。
材料一 整个汉代没有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大规模的体育组织。汉初“无为而治”思想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游乐体育活动项目多,规模大,不仅宫廷设有蹴鞠,皇帝出行时还要进行“弋猎、射驭、蹴鞠”等体育活动,而且民间出现“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穹闾踏鞠”的景象。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先秦儒学中体育教育从“六艺”中剔除了,使体育带上浓厚的伦理色彩,极大地抑制了中华传统竞技体育类项目的发展。自张骞通西域后,西方的体育文化或经官方、或经民间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至汉朝。汉匈战争期间,汉军也十分注意吸收游牧民族的骑射长技。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在汉朝豪强地主庄园中,不但把依附自己的农民变成自己的私家武装,按军队编制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且自筑营堑、坞壁,进行武装训练。豪强地主武装和坞壁的普遍发展,促进了各地民间习武活动的发展,为当时民间武艺活动提供了空间和动力。
——摘编自钱文军《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材料二 近代西方体育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它的传入主要通过中国自觉与不自觉地向西方学习。严复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高度肯定了体育的社会效能:自强保种、强健身体,进而富国强民。蔡元培从“保国强种”的角度竭力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提出学堂的任务就是保国强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自然体育思想(把体育看成一种生活,强调个性发展)逐渐取代了军国民体育思想。近代中国的体育思想,就时代而言,民国时期较之清末进步很大,国民政府时期比北洋军阀时期亦有明显进步;就地区而言,先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继而向内地和边远地区发展;就项目而言,由体操到田径、球类等;就部门而言,先军队、教会学校进而普通学校,又由学校而社会。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国民体育法》,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举办了四届全国运动会,参加了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摘编自任雪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背景,并说明其特色。(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中国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发展体育运动的意义。
A.是文人旨趣与市井生活的杂糅 | B.注重凸显著名历史人物 |
C.是艺术审美与帝王生活的统一 | D.承载了一定的政治使命 |
A.《史记》具有真实性和文学性 | B.文献价值有赖于当代学者阐释 |
C.文献必须得到出土文物的印证 | D.考古资料有助于探求历史真实 |
材料一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蕴含的民族思想建立于儒家“大一统论”的理论基础之上。他将六个少数民族史列传纳入到“七十列传”之中,这种视各民族为一体的做法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司马迁还表达了他所处的西汉中期的历史学观念,体现了史学的时代精神,提出“见盛观衰”“承弊通变”,将史学看作探究世界的一种方式,希望在历史研究中得出国家兴衰的一般规律。换言之,他认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可以发现“通变”即“治乱兴替”的一般规律。
——摘编自张士民《中国史学思想和历史书写特点刍议》
材料二 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写道:“史学者,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面对西方史学的发达以及日本学术界对西方史学的重视程度,梁启超认为中国史籍虽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却陈陈相因,原因在于“旧史学”造成人们“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他力主摒弃传统的以帝王称号为纪年的方法,设想“惟以孔子纪年之一法,为最合于中国”。关于中国历史不同发展阶段,梁启超主张以考古学和人类学理论为依据作相应表述,将中国历史发展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个阶段。梁启超的思想将散于各方的势力聚拢起来,掀起了新史学思潮,震动了当时史学界。
——摘编自张越《“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司马迁史学思想的特点,并说明司马迁取得的史学成就。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背景及目的。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司马迁和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