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3世纪末，关中发生饥荒，汉、氏各族大批民众被迫流亡到汉中地区，其中十余万人获准进入巴蜀。西晋益州刺史谋求割据自立，为收编移民而残害流民首领，各族流民在氐族人李特的率领下攻克成都，粉碎了其割据阴谋。不久，西晋政府又下令遣返流民。史载：“时罗尚（西晋新任益州刺史）贪残，为百姓患，而（李）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李特去世后，其子李雄领导流民再次攻下成都，李雄在部下及部分蜀中大户的拥戴下称皇帝。“雄于是下宽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复除。虚己爱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

材料二   自秦朝以后，大一统始终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基调。比较来看，欧洲的面积与我国相当，但自古罗马帝国以后就逐步分裂为众多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字基本统一、观念基本相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欧洲并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由中原人构建、各民族参与发展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在中原地区形成的科技文化和制度文化，成为周边各民族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摘编自何星亮《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中华民族复兴》

人民是历史的主要创造着，但历史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如孔子、商鞅、秦始皇、汉武帝、北魏孝文帝、王安石等，都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材料 南朝湖川山泽甚广，在国民生计中占有重要地位，常常成为大族、小农和朝廷三者之间利益冲突的焦点。宋孝武帝即位（453-464年在位）三个月后，下诏“其江海田池公家规固者，详所开池。资成竞利，悉皆禁绝”。孝建二年（455年）开放皇家苑林，同时颁布“占山格”，规定“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项；第三、第四品，二项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第入品，一顿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娃，一顿。皆依定格，条上资薄。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朗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条旧业，一不得禁”。封建专制政权下，各种所谓禁令实际上只禁小民，对官势豪强往往毫无作用。孝武帝将山泽普遍开放，并对官势人家占山护泽有所限制，虽没有直接材料证明老百姓能从中得到多少利，但至少可以看到两点结果：第一，山川湖泽将得到更多的开发；第二，豪强大族霸占山川所得到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到国家手里。

——据严耀中《评宋孝武帝及其政策》

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盗罪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晋时“盗”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拓跋氏隆兴之时，规定：“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太武帝以降，对于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盗劫官私财物者流放至边地，甚至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亲自勘定流刑：“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