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历史上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大一统”思想的潜移默化，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奏汉时期正是这种理念完全定型的关键阶段。秦汉时期的最高统治者，都对统治思想进行了选择，用以规范、整齐全国上下的思想，并构筑了统一的制度文化。
——摘编自黄朴民《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材料二 三国两晋南北朝尽管长期处于分裂动荡局面，但▲（朝代）仍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之后苻坚建立的前秦、鲜卑族建立的北魏都曾结束北方的混乱局面。随着孝文帝改革等措施的推动下，少数民族与汉人之间的交往愈发频繁。长期的分裂战乱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为躲避战乱，大量人口南迁的同时也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开发。
——摘编自王娟《冲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时南人北迁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秦、汉最高统治者选择的主要统治思想并列举秦汉巩固大一统国家的地方管理制度。
(2)阅读材料二，完成“▲”填空。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时期分裂中孕育着统一的因素。
材料一 东晋一朝，中原丧乱，大批流民流寓江左，形成了许多侨郡县。这些人不为所在州县编户，无固定租税负担，他们与土著百姓生活无异而负担不同，容易引起侨旧矛盾，有的成为豪门世族的佃客、部曲，形成“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遂造成了“国弊家丰”的严重局面……东晋、南朝政府先后十次颁布命令，实行“土断”。户籍上，对白籍侨民实行土断，与黄籍户一样承担国家税役。对于世家大族隐藏户口的行为，严厉打击。南方土著和北方侨民混合杂居，侨流“后裔遂长为南方之人矣”……“以土断定”使侨置系统与当地系统混合编制，构筑成新的地方行政辖隶系统，亦可增加国家赋税收入。
——摘编自雷震《黄、白籍问题与“土断”》
材料二 曾经处于华夏边缘地区和附庸地位的北方草原民族迁入中原……为了获得人数众多的、文化先进的汉族的认可……在建立政权之初，他们不仅在祖源认同上有改姓或攀附华夏祖先的行为，而且在政权国号的选择上也多加斟酌，十分谨慎。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在其统治地区选择前代中原王朝的国号以继承之。
——摘编自吴洪琳《十六国“汉”“赵”国号的取舍与内迁民族的认同》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分析东晋、南朝政府“土断”的背景和意义。
(2)根据材料二，归纳草原民族中原文化认同的途径及目的。
材料一 秦国百姓服兵役一般是一户出一人。“分户”是商鞅第二次变法的重要内容。商鞅对“有二男以上”而不析户的家庭征收双倍的赋税。对分出的家庭依法授予田地。他还规定勤劳致富者免除其徭役，甚至可以“以粟出官爵”，懒惰而陷于贫穷者不但得不到国家的救济，还要全家没为奴婢。以授田与“倍其赋”引导百姓“分户”、以“复其身”“出官爵”激励百姓耕织、以“举以为收孥”吓止百姓懈怠。“分户”后产生的核心家庭、主干家庭不再像姫周时代宗族一样具备准政治组织的特征和功能，而是成为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和较为纯粹的生产单位。
——摘编自谢红星《早期中国至商鞅变法时代家国体制的变迁》
材料二 鲜卑族进入中原之际，婚姻实行的仍是族内婚，影响自身民族素质的提升。孝文帝即位不久，就诏令禁绝同姓相婚，令下后如仍有犯者，处以绞刑。他认为北魏社会，由于婚嫁越轨，使“贫富相高，贵贱无别”的等级不分明状况愈来愈严重，为此，采取措施，以婚姻等级维护业已存在的社会等级，严禁非类互婚。公元496年孝文帝将汉族第一等士族崔、卢、李、郑、王五姓之女收为妃嫔，同时又命5个皇弟娶汉族高门女子，北魏公主或宗室女大约有40多人嫁给汉族高门。
——摘编自杜士铎《北魏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商鞅在第二次变法时期实行“分户”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婚姻改革的内容。并结合所学说明上述改革举措对北魏社会的影响。
材料 北魏孝文帝改革，总结和肯定了以前民族融合的成果，又促进了这一融合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从方式上看，既有各族人民在友好交往中的相互影响，又有统治者的主动政策，还有在血与火的民族斗争中的附带同化。在内容上，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少数民族在与汉族融合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胡汉之别观念的淡化等，给汉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胡乐、胡舞”等所反映的现象。概括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孝文帝改革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鲜卑族入主中原时还处于游牧时代。进入中原后，由于受到先进的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开始向封建制转化。鲜卑族大规模的军事征服和经济掠夺以及对其他民族残酷的统治，激起了北方各族人民的不断起义；随着北魏的发展，在鲜卑统治集团内部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北魏政权矛盾重重。
——摘编自焦兴青《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启示》
材料二 北方长期战乱，促成了各族人民的大迁徙，各族人民为了反抗共同的敌人，在斗争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加强了团结和友谊。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出现了少数民族封建化和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孝文帝抓住黄河流域民族大融合的有利时机，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孝文帝改革之前，民族矛盾日益突出，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存着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的矛盾。孝文帝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加强了与汉族地主的联系。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大力革除鲜卑旧俗，推行汉化政策，采取整顿吏治设立太学、选用人才等开明政策，不论胡汉，注重才干，使得大批德才兼备的汉人知识分子跃身仕途。
——摘编自龚圣贤《孝文帝改革和民族融合的关系》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改革成功的意义。
材料 在塑造华夏正统过程中，北魏政治文化具有特殊性，其礼仪仍保留有拓跋鲜卑旧俗，但北魏吸纳华夏礼仪、开创新局的态势不容小觑。虽偏安江南，东晋南朝在礼仪制度上居于优势地位，仍以华夏文化正统自居。道武帝开国以后，北魏统治者华夏认同观念潜滋暗长。延至孝文帝，自觉塑造华夏正统的意识更为突出。中书监高闾认为判别华夷的标准在于是否“地据中夏”，具有鲜明的政治地理的概念。同样在文化标准上，北魏虽然有限度地承认南朝作为华夏政权的合法性，但以“中夏”自居，视南齐为“南夏”。由此可见，北魏正统观念存在地域与文化两种不同的判别标准，但无论具体标准为何，均凸显出孝文帝积极塑造北魏为华夏正统王朝的强烈意识。
——摘编自赵永磊《争膺天命：北魏华夏天神祭祀考论》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孝文帝“塑造北魏为华夏正统王朝”的有利因素。
(2)据材料概括北魏政治文化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魏政权塑造华夏正统产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相传黄帝族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合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变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积极推进改革，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界域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其演变的相关因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并从“中华民族发展”的角度，分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北魏孝文帝改革，总结和肯定了以前民族交融的成果，又促进了这一交融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交融，从方式上看，既有各族人民在友好交往中的相互影响，又有统治者的主动政策，还有在血与火的民族斗争中的附带交融。在内容上，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少数民族在与汉族交融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胡汉之别观念的淡化等，给汉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唐太宗与唐玄宗前期的统治
| 唐太宗 | 唐玄宗 | |
| 政治 | 勤于政事，善于用人、虚心纳谏 | 重用贤能，整顿吏治 |
| 经济 | 减轻人民的劳役负担，鼓励发展农业生产 | 发展经济、改革税制 |
| 文化 | 增加科举考试科目，鼓励士人报考 | 注重文教，编修经典 |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孝文帝改革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太宗与唐玄宗前期出现了什么盛世局面。根据材料二，概括盛世局面出现的共同原因。
9 .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西汉建立后，“约法三章”不再适应现实需要，新的法令条文不断增加，形成《九章律》。汉武帝时，《九章律》之外的“旁章科条”迅速增至359“章”，仅关于死罪的法律条文便有1000多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具有法律意义的案例汇编越编越多，《春秋》一书所记史事在判案时也用作参考。三国魏初，沿用的“秦汉旧律”竟多达906卷，770余万字，东汉以来马融、郑玄等儒学大师对法律的注释也具有法律效力。
魏晋时对法律进行了重大改革。大量行政法规被编辑为“令”，由具体行政部门掌握。改定的新律以刑法为主体，共20篇、620条、27600字，大大降低了官吏判案时任意引用法令条文的可能性。与汉代明显不同的是，新律不少条文突出上下尊卑，同罪而不同罚。
——摘编自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魏晋法律改革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儒学对西汉、东汉、魏晋时期法律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