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晋南朝曾经数次北伐，但都未能成功。东晋桓温北伐关中，进至灞上。《晋书·桓温传》记其事有云：“初，温恃麦熟，取以为军资，而（苻）健芟苗清野，军粮不属，收三千余口而还。”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对于北伐，王羲之曾言“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伐魏，“以兵力不足，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又募中外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而“江南白丁轻进易退，卒以败师”。
——摘编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
材料二
北魏疆域图
材料三 北海寻伏诛，其庆之还奔萧衍，衍用其为司州刺史，钦重北人，特异於常。朱异怪复问之。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
——摘自《洛阳伽蓝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晋南朝北伐失利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得与失。
材料一自东汉以来，匈奴、鲜卑等边疆民族大规模内迁。西晋末年，政治黑暗，汉族大量流向边远地区，从而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边疆民族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向中原地区展开更大规模的迁徙。晋室东渡，汉族大量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内迁各族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并以建大一统之功为己任，以华夏正统自居；在政治上逐渐由割据走向统一的同时，文化程度不断提高，大量汉人南迁，促进了汉族与南方各族的交融以及汉文化在南方地区进一步发展。这为后来隋唐大规模统一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二唐朝对待不同的民族问题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设立军事行政机构针对的是解决北方突厥、回纥民族问题，以及东北靺鞨民族问题；册封制度针对的是回纥、靺鞨、南诏民族；和亲政策针对的是缓和唐朝和吐蕃的关系。唐朝统治阶级能够从各个民族问题产生原因出发去解决或缓和矛盾，实行开明的政策，在总体原则上依然牢牢把握着“以和为主”这一政策尺度。
——摘编自马晓琳《浅析唐代民族政策的主要措施及其评价》
材料三唐朝前期疆域和边疆各族分布图（669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的方式。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民族政策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考察古今中外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改革是历史发展的鲜明主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数千年的世界文明史，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革命交相更替、互为作用的运动过程。中国古书《周易》上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尽管改革形式多样，效果各异，但所有的改革无疑都充满着艰巨性，改革的道路总是坎坷曲折，改革者需要有大无畏的勇气，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实现改革的目的。谭嗣同在戊戌政变发生后，拒绝出走日本。他在狱中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后从容就义。这些直面困难、敢于斗争的改革家的精神品质值得后人学习。
一一摘编自《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选修1》
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中国历史所学知识，请提炼一个论题。例如：“改革与发展”“前进与曲折”等角度，围绕论题展开论述。（要求：论题明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
材料一 秦国百姓服兵役一般是一户出一人。“分户”是商鞅第二次变法的重要内容。商鞅对“有二男以上”而不析户的家庭征收双倍的赋税。对分出的家庭依法授予田地。他还规定勤劳致富者免除其徭役，甚至可以“以粟出官爵”，懒惰而陷于贫穷者不但得不到国家的救济，还要全家没为奴婢。以授田与“倍其赋”引导百姓“分户”、以“复其身”“出官爵”激励百姓耕织、以“举以为收孥”吓止百姓懈怠。“分户”后产生的核心家庭、主干家庭不再像姫周时代宗族一样具备准政治组织的特征和功能，而是成为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和较为纯粹的生产单位。
——摘编自谢红星《早期中国至商鞅变法时代家国体制的变迁》
材料二 鲜卑族进入中原之际，婚姻实行的仍是族内婚，影响自身民族素质的提升。孝文帝即位不久，就诏令禁绝同姓相婚，令下后如仍有犯者，处以绞刑。他认为北魏社会，由于婚嫁越轨，使“贫富相高，贵贱无别”的等级不分明状况愈来愈严重，为此，采取措施，以婚姻等级维护业已存在的社会等级，严禁非类互婚。公元496年孝文帝将汉族第一等士族崔、卢、李、郑、王五姓之女收为妃嫔，同时又命5个皇弟娶汉族高门女子，北魏公主或宗室女大约有40多人嫁给汉族高门。
——摘编自杜士铎《北魏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商鞅在第二次变法时期实行“分户”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婚姻改革的内容。并结合所学说明上述改革举措对北魏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獗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
——摘编自《魏书·续纪》
材料二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奇首生都苍山，徙潢河之滨。传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让阻午而不肯自立。懿祖生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是为玄祖。玄祖生撒剌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太祖之父也。
——摘编自《辽史·太祖本纪》
材料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段史料在追溯族源记述上的共同特点，并分析其目的。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以文字形态为参考，分析北魏与辽对中原文化态度的异同。
材料 北魏孝文帝改革，总结和肯定了以前民族融合的成果，又促进了这一融合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从方式上看，既有各族人民在友好交往中的相互影响，又有统治者的主动政策，还有在血与火的民族斗争中的附带同化。在内容上，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少数民族在与汉族融合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胡汉之别观念的淡化等，给汉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胡乐、胡舞”等所反映的现象。概括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孝文帝改革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内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服妖”现象出现的原因。
材料一 北魏初期，刑罚较重而忽视对民众的教化。孝文帝登基后，通过亲自断刑等深入了解法制建设的缺陷，于执政期间多次创制和修改法律。他创立“留存养亲制”，对于犯罪的人，家中如有年长的父母而又无人照顾，则可返家尽孝。逐步缩小“缘坐刑”对亲朋的牵连范围，又在很多情况下用流刑代替死刑。他首创婚律，规定北魏权贵的通婚对象可以是汉族名门。孝文帝深知吏治好坏乃兴废之所由，于是修改相关条例以更加具体地约束官员的行为。……在执法判刑中坚决引入监督机制，促进法、律量刑的公平性。孝文帝还主张权贵犯法与庶民同罪，他遵守法律，太子因触法被处以重刑。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成为我国古代法制改革的典范。
——摘编自于彦梅《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考析》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降直至清末，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受到西方的全面冲击……清末新政影响最大的当属法制变革……后来袁世凯政府的《暂行新刑律》以及南京国民政府两次颁布的《中华民国刑法》，在涉及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时，虽然立法者很多为欧美著名大学法学院出身，但他们均充分考虑了礼教礼制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法制的变革势在必行，但是如何处理其中涉及伦常关系的问题，尽学西法未必就是良策。因为西法毕竟取自域外，如果不能依据实情进行调适，平衡礼法关系，法律就非但无法合情合理，反而可能导致社会秩序出现紊乱。
——摘编自桑兵、关晓红《比较与比附：法制史研究的取径》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魏孝文帝弥补北魏初期的法律缺陷的措施。结合所学，基于民族关系角度分析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说明“西法未必就是良策”，并列举两个中国古代律令儒家化的史实。
材料 在塑造华夏正统过程中，北魏政治文化具有特殊性，其礼仪仍保留有拓跋鲜卑旧俗，但北魏吸纳华夏礼仪、开创新局的态势不容小觑。虽偏安江南，东晋南朝在礼仪制度上居于优势地位，仍以华夏文化正统自居。道武帝开国以后，北魏统治者华夏认同观念潜滋暗长。延至孝文帝，自觉塑造华夏正统的意识更为突出。中书监高闾认为判别华夷的标准在于是否“地据中夏”，具有鲜明的政治地理的概念。同样在文化标准上，北魏虽然有限度地承认南朝作为华夏政权的合法性，但以“中夏”自居，视南齐为“南夏”。由此可见，北魏正统观念存在地域与文化两种不同的判别标准，但无论具体标准为何，均凸显出孝文帝积极塑造北魏为华夏正统王朝的强烈意识。
——摘编自赵永磊《争膺天命：北魏华夏天神祭祀考论》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孝文帝“塑造北魏为华夏正统王朝”的有利因素。
(2)据材料概括北魏政治文化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魏政权塑造华夏正统产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对于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其目的在于与南朝争取文化正统地位。他认为洛阳是东汉、魏晋故都，北方汉人有认庙不认神的观念，谁能定鼎嵩洛，谁便是文化正统的所在。翦伯赞认为，孝文帝迁都洛阳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其原因主要有：代北地区农业生产不能满足国都平城日益增长的需要；摆脱代北鲜卑贵族保守思想；加强镇压中原人民起义。王仲荦认为孝文帝之所以要迁都，一是为了更好地镇压中原的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人民；二是解决塞北一带严重粮荒；三是避免柔然人的势力。
——摘编自戴雨林《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问题研究综述》
材料二 在出任参知政事的头一个月，王安石就设置了创立新法的专门机构，即“制置三司条例司”，负责制定一些有关政府财政和社会经济的立法。制定出的第一个新法就是“均输法”，通过这一法令的实施，不但要使“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而且要把天下利权收归政府掌握；接着又按照“理财以农事为急”的原则，制定了“农田水利法”，大兴水土之利；制定了“青苗法”，限制豪强高利贷的发展，减轻农民在青黄不接或荒年之际的苦痛；还把“差役法”改为“募役法”，以使农民尽可能多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发展生产。
——摘编自菅明军《北宋中期的财政危机及其振兴之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王安石经济改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