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獗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
——摘编自《魏书·续纪》
材料二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奇首生都苍山，徙潢河之滨。传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让阻午而不肯自立。懿祖生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是为玄祖。玄祖生撒剌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太祖之父也。
——摘编自《辽史·太祖本纪》
材料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段史料在追溯族源记述上的共同特点，并分析其目的。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以文字形态为参考，分析北魏与辽对中原文化态度的异同。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内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服妖”现象出现的原因。
材料一 北魏初期，刑罚较重而忽视对民众的教化。孝文帝登基后，通过亲自断刑等深入了解法制建设的缺陷，于执政期间多次创制和修改法律。他创立“留存养亲制”，对于犯罪的人，家中如有年长的父母而又无人照顾，则可返家尽孝。逐步缩小“缘坐刑”对亲朋的牵连范围，又在很多情况下用流刑代替死刑。他首创婚律，规定北魏权贵的通婚对象可以是汉族名门。孝文帝深知吏治好坏乃兴废之所由，于是修改相关条例以更加具体地约束官员的行为。……在执法判刑中坚决引入监督机制，促进法、律量刑的公平性。孝文帝还主张权贵犯法与庶民同罪，他遵守法律，太子因触法被处以重刑。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成为我国古代法制改革的典范。
——摘编自于彦梅《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考析》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降直至清末，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受到西方的全面冲击……清末新政影响最大的当属法制变革……后来袁世凯政府的《暂行新刑律》以及南京国民政府两次颁布的《中华民国刑法》，在涉及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时，虽然立法者很多为欧美著名大学法学院出身，但他们均充分考虑了礼教礼制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法制的变革势在必行，但是如何处理其中涉及伦常关系的问题，尽学西法未必就是良策。因为西法毕竟取自域外，如果不能依据实情进行调适，平衡礼法关系，法律就非但无法合情合理，反而可能导致社会秩序出现紊乱。
——摘编自桑兵、关晓红《比较与比附：法制史研究的取径》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魏孝文帝弥补北魏初期的法律缺陷的措施。结合所学，基于民族关系角度分析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说明“西法未必就是良策”，并列举两个中国古代律令儒家化的史实。
材料一 东晋南朝曾经数次北伐，但都未能成功。东晋桓温北伐关中，进至灞上。《晋书·桓温传》记其事有云：“初，温恃麦熟，取以为军资，而（苻）健芟苗清野，军粮不属，收三千余口而还。”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对于北伐，王羲之曾言“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伐魏，“以兵力不足，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又募中外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而“江南白丁轻进易退，卒以败师”。
——摘编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
材料二
北魏疆域图
材料三 北海寻伏诛，其庆之还奔萧衍，衍用其为司州刺史，钦重北人，特异於常。朱异怪复问之。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
——摘自《洛阳伽蓝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晋南朝北伐失利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得与失。
材料一 相传黄帝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界域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其演变的相关因素。(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拓跋鲜卑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