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魏初期，刑罚较重而忽视对民众的教化。孝文帝登基后，通过亲自断刑等深入了解法制建设的缺陷，于执政期间多次创制和修改法律。他创立“留存养亲制”，对于犯罪的人，家中如有年长的父母而又无人照顾，则可返家尽孝。逐步缩小“缘坐刑”对亲朋的牵连范围，又在很多情况下用流刑代替死刑。他首创婚律，规定北魏权贵的通婚对象可以是汉族名门。孝文帝深知吏治好坏乃兴废之所由，于是修改相关条例以更加具体地约束官员的行为。……在执法判刑中坚决引入监督机制，促进法、律量刑的公平性。孝文帝还主张权贵犯法与庶民同罪，他遵守法律，太子因触法被处以重刑。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成为我国古代法制改革的典范。
——摘编自于彦梅《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考析》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降直至清末，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受到西方的全面冲击……清末新政影响最大的当属法制变革……后来袁世凯政府的《暂行新刑律》以及南京国民政府两次颁布的《中华民国刑法》，在涉及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时，虽然立法者很多为欧美著名大学法学院出身，但他们均充分考虑了礼教礼制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法制的变革势在必行，但是如何处理其中涉及伦常关系的问题，尽学西法未必就是良策。因为西法毕竟取自域外，如果不能依据实情进行调适，平衡礼法关系，法律就非但无法合情合理，反而可能导致社会秩序出现紊乱。
——摘编自桑兵、关晓红《比较与比附：法制史研究的取径》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魏孝文帝弥补北魏初期的法律缺陷的措施。结合所学，基于民族关系角度分析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说明“西法未必就是良策”，并列举两个中国古代律令儒家化的史实。
材料一 对于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其目的在于与南朝争取文化正统地位。他认为洛阳是东汉、魏晋故都，北方汉人有认庙不认神的观念，谁能定鼎嵩洛，谁便是文化正统的所在。翦伯赞认为，孝文帝迁都洛阳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其原因主要有：代北地区农业生产不能满足国都平城日益增长的需要；摆脱代北鲜卑贵族保守思想；加强镇压中原人民起义。王仲荦认为孝文帝之所以要迁都，一是为了更好地镇压中原的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人民；二是解决塞北一带严重粮荒；三是避免柔然人的势力。
——摘编自戴雨林《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问题研究综述》
材料二 在出任参知政事的头一个月，王安石就设置了创立新法的专门机构，即“制置三司条例司”，负责制定一些有关政府财政和社会经济的立法。制定出的第一个新法就是“均输法”，通过这一法令的实施，不但要使“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而且要把天下利权收归政府掌握；接着又按照“理财以农事为急”的原则，制定了“农田水利法”，大兴水土之利；制定了“青苗法”，限制豪强高利贷的发展，减轻农民在青黄不接或荒年之际的苦痛；还把“差役法”改为“募役法”，以使农民尽可能多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发展生产。
——摘编自菅明军《北宋中期的财政危机及其振兴之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王安石经济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官方按照年月日期编次，记录帝王言行及朝廷大事的重要史书。北魏起居注制度既是中古起居注制度发展的集大成者，也是孝文帝改革在史官制度上的一个反映。北魏初期没有起居注官，太和十四年孝文帝创置起居注制度，太和十五年设置起居注令史。它既展现了孝文帝去除胡化、加强皇权控制的一种决心，也是北魏与南朝争夺华夏正统在史学上的需求。北魏后期由于政局动荡、皇权涣散及集书省地位的下降，起居注制度名存实亡。
——摘编自：曹刚华、刘欣宇《北魏起居注制度新探》
材料二 起居注在明代经历曲折发展历程。明初为初设与调整阶段，洪武中直至宣德年间起居注之职逐渐废止，万历年间得到恢复并延续至天启初。其官职设置变迁取决于皇帝、阁臣意志，职责履行也在二者控制之下，很长一段时间其职能因为皇权、阁权的压制而处于废止状态。明初设置起居注官，专门负责记注起居，随后其职责部分由他官兼任，万历年间起居注之职由翰林院官员兼任，更类似于差遣而非正式职官。明初的起居注曾短暂负责编辑史事，万历年间不仅要记录起居，编撰六曹章奏，还承担编撰史书的任务，二者逐渐合而为一。起居注记录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君主言动的据实直书减少，主要是诸司章奏的编辑整理。
——摘编自：鞠星《论起居注制度在明代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创置起居注制度的历史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朝起居注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起居注制度在明代曲折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东晋南朝曾经数次北伐，但都未能成功。东晋桓温北伐关中，进至灞上。《晋书·桓温传》记其事有云：“初，温恃麦熟，取以为军资，而（苻）健芟苗清野，军粮不属，收三千余口而还。”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对于北伐，王羲之曾言“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伐魏，“以兵力不足，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又募中外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而“江南白丁轻进易退，卒以败师”。
——摘编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
材料二
北魏疆域图
材料三 北海寻伏诛，其庆之还奔萧衍，衍用其为司州刺史，钦重北人，特异於常。朱异怪复问之。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
——摘自《洛阳伽蓝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晋南朝北伐失利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得与失。
材料一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獗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
——摘编自《魏书·续纪》
材料二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奇首生都苍山，徙潢河之滨。传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让阻午而不肯自立。懿祖生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是为玄祖。玄祖生撒剌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太祖之父也。
——摘编自《辽史·太祖本纪》
材料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段史料在追溯族源记述上的共同特点，并分析其目的。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以文字形态为参考，分析北魏与辽对中原文化态度的异同。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蓬勃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农产品和手工工业品日益丰富，商品流通范围逐步扩大，流入市场的产品日益增多，还出现了很多专业化的富商大贾。
——摘编自李生《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原因新探》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城逐渐成为重要的商品中心，一些新兴城市的商业功能也开始显现。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有贸易分工十分细致的市场，还“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各地都市的崛起，以及遍布“百郡千邑”的“市邑”，为社会增添了数以万计的城镇平民，也为城市平民和农村人口提供了经商的便利条件。春秋战国时期以富商大贾作为经典化身的商人资本，集聚大量的货币财富，“家聚千金”“赀拟王公”者比比皆是。
——摘编自陈朝云《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发展及评价》
材料三 汉初郡国并行制最大的弊病就是诸侯国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央皇权产生矛盾，并对皇权和国家统一构成威胁。汉文帝接受贾谊的《治安策》，“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采取了诸如将齐国一分为七、把淮南国一分为三的措施。汉景帝又接受晁错的建议“削藩”，用战争方式平息了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七国的叛乱。
——《读史笔记》
材料四 北魏孝文帝改革，总结和肯定了以前民族交融的成果，又促进了这一交融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交融，从方式上看，既有各族人民在友好交往中的相互影响，又有统治者的主动政策，还有在血与火的民族斗争中的附带同化。在内容上，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少数民族在与汉族交融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胡汉之别观念的淡化等，给汉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描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原因。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汉初“郡国并行”所引发的最大弊端是什么？文帝与景帝用什么方法解决之？最终哪位皇帝用什么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4)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孝文帝改革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内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服妖”现象出现的原因。
材料一自东汉以来，匈奴、鲜卑等边疆民族大规模内迁。西晋末年，政治黑暗，汉族大量流向边远地区，从而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边疆民族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向中原地区展开更大规模的迁徙。晋室东渡，汉族大量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内迁各族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并以建大一统之功为己任，以华夏正统自居；在政治上逐渐由割据走向统一的同时，文化程度不断提高，大量汉人南迁，促进了汉族与南方各族的交融以及汉文化在南方地区进一步发展。这为后来隋唐大规模统一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二唐朝对待不同的民族问题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设立军事行政机构针对的是解决北方突厥、回纥民族问题，以及东北靺鞨民族问题；册封制度针对的是回纥、靺鞨、南诏民族；和亲政策针对的是缓和唐朝和吐蕃的关系。唐朝统治阶级能够从各个民族问题产生原因出发去解决或缓和矛盾，实行开明的政策，在总体原则上依然牢牢把握着“以和为主”这一政策尺度。
——摘编自马晓琳《浅析唐代民族政策的主要措施及其评价》
材料三唐朝前期疆域和边疆各族分布图（669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的方式。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民族政策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相传黄帝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界域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其演变的相关因素。(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拓跋鲜卑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
材料— 中国历史上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大一统”思想的潜移默化，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奏汉时期正是这种理念完全定型的关键阶段。秦汉时期的最高统治者，都对统治思想进行了选择，用以规范、整齐全国上下的思想，并构筑了统一的制度文化。
——摘编自黄朴民《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材料二 三国两晋南北朝尽管长期处于分裂动荡局面，但▲（朝代）仍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之后苻坚建立的前秦、鲜卑族建立的北魏都曾结束北方的混乱局面。随着孝文帝改革等措施的推动下，少数民族与汉人之间的交往愈发频繁。长期的分裂战乱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为躲避战乱，大量人口南迁的同时也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开发。
——摘编自王娟《冲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时南人北迁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秦、汉最高统治者选择的主要统治思想并列举秦汉巩固大一统国家的地方管理制度。
(2)阅读材料二，完成“▲”填空。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时期分裂中孕育着统一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