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吏治改革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魏初，鲜卑贵族擅权，排斥汉人世族，官吏多为武人，无俸禄，按期迁升，以致“竞为聚敛，不思利民”。孝文帝亲政后，按百官职务大小颁行俸禄，并严格纠察贪贿行为。孝文帝还设中正，荐举博文通经之才，立门阀制度，鲜卑与汉族士人皆依凭门第进行考核后入仕为官。此外，他按“劝课农桑、流民归附、开建学校”等标准评定官吏政绩优劣，行“三年考绩，即行黜陟”的新规，还亲自参与五品以上官员的政绩评定。一时间，官员“求赂殆绝，忧济公私”，国家吏治焕然。

——据《魏书》等

材料   北魏建国后，统治者深谙“国无三年之储，谓国非其国”的重要性，仿照中原王朝的做法，在京城设置太仓，在地方则设置了州、军镇、郡仓廪，以此储备粮食。对外征讨作战的军队一般会设置临时仓廪来储藏军粮。京城太仓由尚书省属官太仓尚书和大司农属官太仓令实行双重管理；地方仓廪虽然由地方官员掌管，但储备的粮食只有获得皇帝的批准才能出仓。仓廪储备的粮食主要来自田租的征收，还有一部分来自周边少数民族的贡纳。孝文帝时，实行“和籴”之法，即用国家征收的帛、绢、丝、布购买民间多余的粮食，并派巡察大使监督实施。北魏仓廪所儲备的粮食用于保障俸禄、赏赐、军队和赈济之需。北魏后期，为了减轻漕运负担，在水运要途设置仓廪，同时采取卖官鬻爵的做法换取民间粮食。

——据张鹤泉、姜瑞玉《北魏国家仓廪设置及仓储粮食征集与管理》

材料：北魏前期沿袭鲜卑旧俗，由皇帝将鲜卑人中流行的佳名赐给贵族，作为一种特别恩赐。孝文帝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将国家的控制伸展至被汉族大族掌控的乡里基层社会后，将赐名的范围扩大到了汉族大族。此后，汉族大族被赐名的人数远远超过拓跋鲜卑贵族，并且赐名大多出自《诗经》《周礼》等汉族传统经史典籍。与此同时，孝文帝又将鲜卑贵族的鲜卑娃改为汉娃，要求南迁汉人以洛阳为籍贯，并推动拓跋鲜卑贵族按门第与汉族大族联姻。

——据张鹤泉《北魏皇帝赐名问题的考察》

材料   与秦汉魏晋不同，北魏开国近百年间百官无禄，吏治腐败与此关系颇大。在参考《周礼》和两汉魏晋有关制度的基础上，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六月下诏班禄，并规定“罢诸商人”、增收户调及严惩赃罪。班禄诏显示，北魏地方政府与商人关系密切，地方官府中大概存在着类似隋朝公廨田的田产，其收获物需通过商业贸易或发放高利贷牟利。约在俸禄制实行前十年左右，实行俸禄制的建议已被提出且有零星官“禄”的记载，这表明俸禄制是在总结之前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定型和成熟化的产物。俸禄制实施的前提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班禄诏及一年多之后颁布的新税制，户调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民众的负担在短期内无疑会有加重。针对废止俸禄制的提议，中书监高闾从历史、现实和理论结合的角度系统阐释了实施俸禄制的必要性及其政治作用，认为俸禄制实施后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将受到遏制，民众的实际负担则会减轻，有利于更好地加强统治。

——摘编自张金龙《北魏俸禄制的班行及其背景》

材料   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孝文帝就下诏禁止同姓结婚：“淳风行于上古，礼化用乎近叶。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室殆绝同姓之娶，斯皆教随时设，治因事改者也”。魏自建国以来，同姓相婚的旧俗，未及革除，现在“思易质旧，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以不道论”。孝文帝不仅禁止拓跋鲜卑同姓相婚的陋俗，并且积极推行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姓通婚，他自己即取陇西李冲之女为夫人。当时规定：“王国舍人，应娶八族及清修之门”，因此孝文帝特为族弟娶亲。六王之妻，除河南王幹妻为代北贵族穆氏女外，余皆为汉族高门。这样，通过婚姻关系，使鲜卑贵族和汉族高门结合起来。这不仅在于消除双方矛盾，而且使双方在血统上融合起来，共同支持北魏的封建政权。

——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

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盗罪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晋时“盗”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拓跋氏隆兴之时，规定：“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太武帝以降，对于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盗劫官私财物者流放至边地，甚至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亲自勘定流刑：“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