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达到全盛阶段。公元574年，（北）周武帝诏令“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灭（北）齐后，周武帝又下令“现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括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1.凡成年男性未被褫夺法律行为能力，并执有任何依租簿而获得的土地或产业之产权，……其净年值除缴纳该项土地之一切租税及费用外，不少于十镑者，即有权参加选举其本区代表，参加下届国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一年登记作为选民，选举该城市或城镇选区之一名或数名国会代表，假如他在当年七月底之前十二个月中曾接受教区赈款或其他救济金，依照目前议会法之规定，他丧失了选举国会代表的资格。
——《1832年改革法》（英国1832年6月7日）
2.凡年满21岁制男子，目前不在因犯罪而坐牢之列者，都有选举权。秘密投票--以保障选民运动用其投票权力。国会议员不应有财产的资格限制--使各选区能够选出他们爱戴的人，不论贫富。
-----英国宪章运动中的《人民宪章》1837年
材料三：18世纪的奥地利仍是盛行农奴制度的农业国，这种落后状态又使奥地利受到新兴的普鲁士的凌辱。女皇特蕾西亚进行的改革，便是在这种状况下开始进行的。她于1751年颁布了普遍征税法，取消了各邦和领主们的收税权。根据以女皇名义发布的土地册，一切臣民都要按照财产和等级普遍纳税。此外还规定农民为领主服徭役的时间每周不得超过3天，并宣布在皇室领地上废除农奴制。为发展经济，政府开始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国家对新建工场免税10年，放宽必须加入行会的规定，还统一了币制和度量衡，废除了国内税卡。此外，国家还对进口工业品课以高关税，而对进口原料则降低关税。
——摘编自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
材料四：1981年，全国总工会、共青团等9个单位联合发出倡议，倡议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开展“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倡导开展了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使亿万群众自觉参加以治理“脏、乱、差”为重点的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活动。在这过程中又有不断的发展，在“五讲四美”的基础上增加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三热爱”内容。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周武帝禁绝佛道的具体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其目的。(2)根据材料二，概括两份改革主张的最主要分歧，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人民宪章》提出这一主张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特蕾西亚女皇经济改革的影响。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意义。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流行“袴褶服”，劳动人民将袖口部分逐渐收紧，形成了窄袖衫、小口裤等样式，从此中华民族上衣下裤的服饰形制普遍推广开来。北魏建立政权后十分重视服饰礼仪的作用，从拓跋珪到孝文帝，逐渐将其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改穿农耕汉服。游牧文化和西域文化的服饰在民族杂处和商旅往来中汇聚，各种文化传播也为这一时期服饰文化的自由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当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的现象。这些服饰元素，成为唐代及后世中华集体记忆可视性符号之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江冰《魏晋南北朝服饰文化论略》
材料二 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购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这些追赶新潮的上海女性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追求新奇的潮流同样反映在男装方面。洋泾浜一隅，五方杂处，服色随时更易，商绅及其子弟、一般市民，乃至仆隶佣人中都不乏追踪时尚者。戴墨镜、口衔洋烟，无论晴雨都带把洋伞，成为官商士庶的特定时装，一时相习成风，恬不为怪。
——张敏《试论晚清上海服饰风尚与社会变迁》
材料三 近代欧洲服装根据不同的特征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洛可可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曾以夸张而膨胀的外观来表现人性的复苏；巴洛克时期的服装进一步突出感官效果，将服装引入现实的自由生活；至洛可可时期，以女性为中心，袒胸与夸张的撑裙证明了现世的享乐主义的泛滥。服饰流行的中心不再局限于以意大利为中心，呈现西班牙风、德意志风、法国风、波兰风等，地区风格之间时兴时衰。工业革命后，服饰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各个阶层由于自身需要穿着简便、合体的衣服。
——摘编自徐思民《西方服装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魏晋南北朝时期服饰文化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上海服饰变迁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概括近代欧洲服饰演变的趋势。
(4)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服饰文化变化发展的认识。
材料 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年）的改革是全面性的，行政改革则是其中心环节……因为它代表着政治体制乃至社会形态的变化，其影响也不仅仅限于北魏一朝。由于太和年间在行政制度上的改革，总的导向是权力的集中，对后期的北魏政权来说也有利有弊。利在通过行政效应增强了国家的动员能力，从而在经济和军事上对南方形成越来越大的优势，为后世的统一打下了国力基础；弊在权力导致的腐败成了北魏分裂与衰亡的一个祸根。……此外，太和年间的行政改革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官员的民族属性所带来的影响。
——严耀中《关于孝文帝行政改革的一些新诠释》
(1)据材料，指出孝文帝太和年间行政改革的总导向，结合所学知识列举两项相关措施并概括其作用。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孝文帝太和年间行政改革带来的利弊。
材料 王猛在辅佐前秦的过程中，不仅严明法纪，严厉打击中央权贵、地方豪强，而且还亲自领军打仗、东征西讨，为前秦扩张土地，为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还通过积极兴修水利、减租减息、修建梯田、改造盐碱地等措施鼓励农民耕作，保障了前秦的后勤储备。除此，王猛“整齐风俗，渐兴学校”，提倡儒学，以教化为本。前秦亦是设中央太学，建立各级地方学校，实践“以礼治国”的思想。王猛还重视人才的选拔，凡是有“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皆委以任用，如房旷、房默兄、韩胤、阳瑶等人皆是有才之人，都被王猛力荐为官。在一大批的人才之中，不但有汉族、氐族之人，亦有鲜卑、羌族等人。
——摘编自王新文《论王猛治国思想的特色》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王猛在前秦的改革措施。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猛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东晋一朝，中原丧乱，大批流民流寓江左，形成了许多侨郡县。这些人不为所在州县编户，无固定租税负担，他们与土著百姓生活无异而负担不同，容易引起侨旧矛盾，有的成为豪门世族的佃客、部曲，形成“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遂造成了“国弊家丰”的严重局面……东晋、南朝政府先后十次颁布命令，实行“土断”。户籍上，对白籍侨民实行土断，与黄籍户一样承担国家税役。对于世家大族隐藏户口的行为，严厉打击。南方土著和北方侨民混合杂居，侨流“后裔遂长为南方之人矣”……“以土断定”使侨置系统与当地系统混合编制，构筑成新的地方行政辖隶系统，亦可增加国家赋税收入。
——摘编自雷震《黄、白籍问题与“土断”》
材料二 曾经处于华夏边缘地区和附庸地位的北方草原民族迁入中原……为了获得人数众多的、文化先进的汉族的认可……在建立政权之初，他们不仅在祖源认同上有改姓或攀附华夏祖先的行为，而且在政权国号的选择上也多加斟酌，十分谨慎。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在其统治地区选择前代中原王朝的国号以继承之。
——摘编自吴洪琳《十六国“汉”“赵”国号的取舍与内迁民族的认同》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分析东晋、南朝政府“土断”的背景和意义。
(2)根据材料二，归纳草原民族中原文化认同的途径及目的。
材料一 北魏前期军中号令都使用鲜卑语，汉族官员或习鲜卑语，或置译令史。但彼时文书则多用汉文（鲜卑很可能没有文字），太武帝遣使至嘎仙洞祭拜先人，也使用汉文书写铭文。随着越来越多汉人进入北魏政权，鲜汉官员言语沟通、文书用语与口头用语的差异等问题愈加凸显，不仅行政效率受到较大制约，也易导致鲜汉官员分化对垒。孝文帝迁洛后，下令“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以汉语作为通行语言，原以汉字表音、多有缀语的鲜卑姓也由此改为汉姓，这一措施由上层逐步下及庶民。孝文帝迁洛后鲜卑贵族交游雅集、吟咏谈玄的风气，正是以汉语的使用与普及为基础。
——摘编自徐成《北朝制度革新为隋唐大一统创造条件》
材料二 11世纪，苏格兰王室就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至14世纪，具有北方口音的英语已经在苏格兰南部和东部几乎替代了苏格兰人的传统语言盖尔语。亨利八世于1536年颁行的将英格兰与威尔士合并的《统一法案》特别强调，王国各级司法官员须保证在各级各类法庭中使用英语。到了17世纪初，作为英格兰与苏格兰共同的君主，英王詹姆斯一世（苏格兰称詹姆斯六世）采取的政策也是用英语把两个王国联合起来，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举措便是翻译出版钦定版英文《圣经》，并下令通行于两国的所有教堂，开启了以共同语言构建不列颠宗教共同体的历程。这使得在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皆以新教徒这一共同身份与法国等欧陆国家加以区分。
——摘编自张炜《英语与近代不列颠国家的身份认同》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北魏和中世纪前后的英国在推行共同语言上的相似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共同语言对于国家（政权）建设的意义。
材料 吏治改革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魏初，鲜卑贵族擅权，排斥汉人世族，官吏多为武人，无俸禄，按期迁升，以致“竞为聚敛，不思利民”。孝文帝亲政后，按百官职务大小颁行俸禄，并严格纠察贪贿行为。孝文帝还设中正，荐举博文通经之才，立门阀制度，鲜卑与汉族士人皆依凭门第进行考核后入仕为官。此外，他按“劝课农桑、流民归附、开建学校”等标准评定官吏政绩优劣，行“三年考绩，即行黜陟”的新规，还亲自参与五品以上官员的政绩评定。一时间，官员“求赂殆绝，忧济公私”，国家吏治焕然。
——据《魏书》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吏治改革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孝文帝推行吏治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夷狄不可为帝王”是自先秦至魏晋华夏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十六国时期众多少数民族统治者争正朔、明法统，开少数民族统治者论证自身正统性的历史先河。匈奴人刘渊，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为理由反晋，并宣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不久称帝。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担心因东晋政权的存在而“书轨不一”，自己的正统地位得不到天下人的承认。对此，徐光劝慰说：“陛下既苞（包）括二都（即占据长安和洛阳），为（就是）中国帝王。”淝水战前苻坚在阐述攻打东晋的理由时说“帝王历数岂有常哉，顾惟德所授耳”；“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少数民族政权排定自己的五行历运，后赵承晋，为水德，前秦与前燕承赵，为木德，后秦承前秦，为火德，北魏建国时承秦，为土德。
——摘编自邓通《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等
材料二 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历史，就是对前朝具有正统性以及本朝是前朝法统继承者的承认。元朝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围绕着纂修义例，即辽、宋、金三朝“正统性”的问题，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一派主张，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另一派则主张独尊宋为正统。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下《修三史诏》，指出辽、宋、金三朝“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两年后，修史工作大功告成，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辽史》《宋史》《金史》。这一撰史原则无疑更加符合五代辽宋金元时期多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历史。
——摘编自江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1)阅读材料一、概括少数民族统治者家国认同的观念，并分析其影响。(2)阅读材料二、评述元朝关于辽宋金三史的“纂修义例”问题的争议与解决。
材料：北魏前期沿袭鲜卑旧俗，由皇帝将鲜卑人中流行的佳名赐给贵族，作为一种特别恩赐。孝文帝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将国家的控制伸展至被汉族大族掌控的乡里基层社会后，将赐名的范围扩大到了汉族大族。此后，汉族大族被赐名的人数远远超过拓跋鲜卑贵族，并且赐名大多出自《诗经》《周礼》等汉族传统经史典籍。与此同时，孝文帝又将鲜卑贵族的鲜卑娃改为汉娃，要求南迁汉人以洛阳为籍贯，并推动拓跋鲜卑贵族按门第与汉族大族联姻。
——据张鹤泉《北魏皇帝赐名问题的考察》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改革前后皇帝赐名的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孝文帝为汉族大族赐名的积极作用。
材料 鲜卑族拓跋部武力征服草原各部后，只能“分割经营”，“世典”之法成为各部牧官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选任方式。道武帝立国后，内侍长等高级官员垄断宫廷畜牧事宜，后设九卿之一太仆以掌管国家畜牧事宜，但实为闲职。太武帝时，于尚书台下增设初见于曹魏的驾部曹。期间，代郡牧场、漠南牧场等大型官营牧场纷纷建立。孝文帝“延兴四年二月，置外牧官”，外牧官是任命到各地方负责管理牧场的官员统称。主政后，孝文帝彻底罢设“内侍官-都牧曹”体系，内侍官彻底成为由宦官充任的宫廷碎职，驾部整部不再见于职官令。太仆及其下属机构开始重组和扩建，成为总辖牧政的官僚机构。这一时期，官营牧场规模大多仅为诸先帝时的数十分之一，其中最大的河阳牧场仅“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北魏历代君主的努力，终在孝文帝一朝开花。
——摘编自梁志恒《北魏牧官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 概括北魏孝文帝牧官制度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孝文帝牧官制度改革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