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代。特别是春秋后期，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民族大迁移大融合时期，在北起辽东，南达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里，华夏族（注：华夏之名在西周已经出现，是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和一些少数民族通过长期战争，兼并和融合。迁移和交往，有了日益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关系，交错混居通婚现象非常普遍，逐渐融合成一个稳固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族。
——摘编自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
材料二 与民族交融一样，“汉化”对减少民族冲突。维护社会安定和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其中一例。孝文帝为了改善鲜卑贵族落后的统治方式和作风，进一步巩固北魏的统治，掀起了大规模的“汉化”运动。孝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汉化措施，涉及领域广泛，改革力度强大，缓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促进了鲜卑乃至整个北方地区少数民族向汉族的转变。
——摘编自乔国华《民族融合与社会稳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民族关系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推行鲜卑“汉化”的影响。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由于战乱频繁，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江南、辽西和河西凉州地区，经济却有很大发展，其中江南尤其突出。江南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农作物可以一年两熟或三熟，基础条件很优越。孙吴出于立国、争霸的需要，大力推进军屯、民屯，兴修水利，使江南经济得到开发。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多次大规模地迁移至江南，给江南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加上东晋、南朝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使这里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教程》(上)
材料二 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割据政权后，使用“以汉制汉、以夷制夷”之策略进行统治。“以汉制汉”之方：一是仿侨置州郡县之制。 西晋亡，东晋建立后，为安抚中原南迁之世家大族，曾有“侨置州郡县”之制。建立前燕的慕容廆在辽东崛起，正值西晋八王之乱，有许多中原士大夫世家豪族率乡里、部曲、佃客投奔慕容廆，他承认来归汉人原来的地望，在辽东另设相同地名以安置他们，这与“侨置州郡县”的方法相类似，使来归者有宾至如归之感。二是重用汉族文人，提倡儒学等。“胡化”主要指本身虽为汉族，但接受胡族文化。如北魏时的高欢，已彻底鲜卑化，其后人所建的北齐，也为鲜卑化王朝。
—摘编自吴楚克、王浩《魏晋南北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关键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得到开发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的表现。
材料 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孝文帝就下诏禁止同姓结婚：“淳风行于上古，礼化用乎近叶。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室殆绝同姓之娶，斯皆教随时设，治因事改者也”。魏自建国以来，同姓相婚的旧俗，未及革除，现在“思易质旧，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以不道论”。孝文帝不仅禁止拓跋鲜卑同姓相婚的陋俗，并且积极推行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姓通婚，他自己即取陇西李冲之女为夫人。当时规定：“王国舍人，应娶八族及清修之门”，因此孝文帝特为族弟娶亲。六王之妻，除河南王幹妻为代北贵族穆氏女外，余皆为汉族高门。这样，通过婚姻关系，使鲜卑贵族和汉族高门结合起来。这不仅在于消除双方矛盾，而且使双方在血统上融合起来，共同支持北魏的封建政权。
——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婚俗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北魏孝文帝婚俗改革进行评价。
材料一 相传黄帝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图一炎黄涿鹿之战（传说） 图二西周分封形势图
图三春秋形势图 图四战国形势图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 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材料三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bu）亡人（逃离原有户籍而出外游食之民）、赘婿、贾人……以適遣戍”，在直抵阴山的地方置“四十四县”，又派遣蒙恬率兵三十万北逐戎狄。
——《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元帝竟宁元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资治通鉴》司马光 卷二十九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界域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其演变的相关因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拓跋鲜卑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并从“中华民族发展”的角度，分析其历史意义。
(3)根据材料三，概括秦汉时期在民族关系处理上有哪些方式？
材料 面对自汉以来选官的“门望”与“贤才”之争，孝文帝既重事功，也不排斥能力，以皇权调和了二者的关系......孝文帝常以“论考之事，理在不轻，问绩之方，应关朕听”为指导思想，形成对官员考课的定制，在废除原有部落色彩的“领民”、“酋长”等官职的基础上，将鲜卑官名和内朝融入了中原传统的官职中，代之以廷尉、九卿等汉族传统官名，加强了对官僚队伍的管理和控制，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荡涤了鲜卑氏族机构的痕迹，扭转了中央、地方胡汉二重体制，统一和协调了北魏政权封建官僚体制。
——摘编自戴卫红《北魏考课制度与官员的选举》
(1)据材料，概括北魏孝文帝官制改革的特点。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北魏孝文帝的官制改革。
材料 秦汉以来，官员都享有俸禄；十六国以后，各少数民族政权多把俸禄“废而不用”。北魏初期，百官没有俸禄，“唯取给于民”，官吏们“竞为聚敛”“不思利民之道”。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冯太后实行班禄，即给百官俸禄。“诸宰人之官，各随近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诏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另又规定每户增收三匹帛、二石九斗粮作为官吏之禄。同时颁行新法律，“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法律颁行之后，皇亲国戚如淮南王拓跋佗就奏言恢复“旧断禄”，冯太后仍然在当年秋天处死了犯赃地方大员四十多人，官场出现“受禄者无不跼蹐，赇赂殆绝”的新气象。这一改革成为孝文帝改革的切入点，为隋唐官吏享有职分田构建了雏形。
——摘编自顾奎相、陈浣《中国古代改革史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冯太后俸禄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冯太后俸禄制改革的意义。
材料 与秦汉魏晋不同，北魏开国近百年间百官无禄，吏治腐败与此关系颇大。在参考《周礼》和两汉魏晋有关制度的基础上，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六月下诏班禄，并规定“罢诸商人”、增收户调及严惩赃罪。班禄诏显示，北魏地方政府与商人关系密切，地方官府中大概存在着类似隋朝公廨田的田产，其收获物需通过商业贸易或发放高利贷牟利。约在俸禄制实行前十年左右，实行俸禄制的建议已被提出且有零星官“禄”的记载，这表明俸禄制是在总结之前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定型和成熟化的产物。俸禄制实施的前提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班禄诏及一年多之后颁布的新税制，户调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民众的负担在短期内无疑会有加重。针对废止俸禄制的提议，中书监高闾从历史、现实和理论结合的角度系统阐释了实施俸禄制的必要性及其政治作用，认为俸禄制实施后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将受到遏制，民众的实际负担则会减轻，有利于更好地加强统治。
——摘编自张金龙《北魏俸禄制的班行及其背景》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孝文帝实行俸禄制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时期俸禄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在商鞅的改革措施中，虽然大多数都和政治、军事和经济相关，但都达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通过改革，秦国社会上形成了“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风气，秦军士兵的战斗力得到极大提高，成为名副其实的“虎狼之师”。而且民众以勤于农事为荣，民风趋于淳朴，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发展。同时在社会习俗方面商鞅强制从大家庭中析分出大量的小家庭，使政府掌握的户数大大增加，其征收的户赋也随之提高。商鞅颁布法令禁止民众私斗，违反者视情节轻重依律处刑，使秦人“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商鞅确立的法令，成为了秦国崛起至关重要的因素。
——摘编自张涛《移风易俗：商鞅变法的重要侧面》
材料二 孝文帝推行改革鲜卑族生活方式政策的直接目标是要用儒家的札治与孝治思想来完成鲜卑族的文化变迁，继而确立北魏政权的正统地位。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鲜卑民族在婚姻丧葬习俗、发式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同汉族一样，具有同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逐渐接受汉文化，与汉族相融合。
——摘编自岳雪莲《从北魏孝文帝改革看拓跋鲜卑的文化变迁》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商鞅为改变社会风气而采取的措施及效果。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推动鲜卑族“文化变迁”的方向和目的。
材料一 北魏孝文帝认为使用近百年的都城平城“只是用武之地，非可文治”，而洛阳是帝宅王里，可“光宅中原”，故有意迁都。由于迭经战乱，洛阳早已衰败，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巡幸洛阳，令穆亮和与汉族人氏李冲、董爵等人筹划重建。两年之后，北魏“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考古发掘证明，北魏洛阳城的核心格局继承、发展了中原正统王朝的都城模式和制度。迁洛早期重建的洛阳宫太极殿广泛吸收、借鉴了魏晋洛阳城、南朝建康城和平城太极殿的形制。整个城市分为宫城、内城和外郭城。布局谨严，规模宏大，远超前代。筑外郭城以及在城内统一规划建造里坊，郭城区域的功能进一步明确和丰富。
——摘编自钱国祥《北魏洛阳外郭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等
材料二 在灯火困难的古代，官方对于民众作息时间的管理，是一件关涉到“秩序”的大事。朱熹曾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饮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北宋初，《宋刑统》明确规定：“犯夜（禁）者，笞二十。”后宋太宗仿照唐制，于东京城设置街鼓，在夜禁开始与终止时击鼓通报。宋仁宗时，夜禁仍然实行，但此时的东京城已“不闻街鼓之声”。北宋末，东京城的州桥夜市“直至三更”，马行街一带“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夜禁实际上已经废除，古代城市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变革得以完成。
——摘编自冯之余《古代中国的黑夜秩序》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孝文帝重建洛阳的原因和举措。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初东京城实行夜禁制度的原因，并说明其废除的历史意义。
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盗罪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晋时“盗”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拓跋氏隆兴之时，规定：“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太武帝以降，对于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盗劫官私财物者流放至边地，甚至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亲自勘定流刑：“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法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法制改革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