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局部的郡县制出现在春秋末年。秦始皇对旧六国的遗产进行重新规划，实现全面的郡县制。但是，分封子弟作为屏藩拱卫王室的思想始终存在，汉晋就发生了封建制的回光返照，使郡县制度严重变形。东汉末年为镇压黄巾起义，派九卿出任地方州牧，州牧以监察官兼管了地方的兵权、财权和行政权，于是州成了郡的上一级机构，两级制政区转化为三级制。 隋统一中国后，全国存190郡，1255县。唐朝开国之后，郡又被改名为州。

材料二   元朝建国后，在中央立中书省。省臣被派往地方执政，称为行中书省事。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成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忽必烈灭宋前后，陆续设立河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辽阳、甘肃、云南等行省。以后，元成宗大德年间又在和林设岭北行省，合共十个行省。行省下设路、府、州、县。行省制度为后世长期沿用，是我国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沿革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事件。

材料一   自秦代以来，郡县制成为社会治理结构的基本定式。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大国，明显具有地方性与割据性，因而唐朝立国以来就如何治理国家，实行分封还是郡县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礼部侍郎李百药上《封建论》，强烈反对封建诸侯，中书侍郎颜师古上《论封建表》，提出折中方案。当时朝臣大多反对分疆裂土。魏征谏言：当时天下人心未定，国家财力不足，改革制度的时机尚不成熟。

——摘编自商爱玲《大国治理中的国家结构形式选择——基于封建与郡县之争的考察》

材料二   柳宗元认为，分封制下的职位世袭，并不一定能够确保在位者的贤能，故而很难确保为民服务的责任心。通过对周代社会治理状况的历史考察，柳宗元指出，在封建制下，通常是政治混乱的多而治理得好的少，而周天子又不能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君，真正尽心治理地方、爱护人民的人，因此，周代的问题就出在封建制本身。而郡县制下的地方行政长官由于实行选举制，“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即使出现问题，也能够随时加以撤换，即“有罪得以黜”。因此，郡县制与分封制相比是进步的，有利于国家的治理，维护了“公”。

——摘编自彭新武《“分封”与“郡县”之辨的复杂意蕴》

材料一   

史料一   汪遵的《汴河》诗：“隋皇意欲泛龙舟，千里昆仑水别流。还待春风锦帆暖，柳阴相送到迷楼。”

史料二   李敬方的《汴河直进船》诗：“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史料三   唐代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诗：“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材料二   

贯通东西的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自西北方向的河南永城进入淮北市往东南经过铁佛、百善、四铺三个乡镇流入宿州，全长41.5公里，沿线发现各类文化遗产点20多处。其中柳孜运河遗址、百善运河遗址河堤剖面、五铺大寺庙遗址、唐宋时期村庄聚落、宗教场所遗址、古战场遗址及古墓葬等，这些珍贵的运河文化遗产如珍珠般镶嵌在运河岸边的村镇田野中，丰富了淮北市境内隋唐大运河的内涵和申遗的价值比重。

——摘自郭云修《情系大运河——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的前前后后》

——摘编自翁淮南《大运河：千年流动的文化血脉》

材料一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日耳曼王国，除个别短暂“部分罗马化”外.绝大部分干净彻底地“去罗马化”。他们使整人西欧与罗马制度背道而驰，走入了长达1000年的封建社会。从哥特人的“二元政治”“族群分海到法兰克人的“封建采邑”“领主自治”。无一不导向独立分散的政治格局。

用种族、宗教、风俗、神话去划分世界.是西方文明的习惯。不以血统种族而以文化制摩论页之别，则是中华文明的传统。中国古代就形成了“华夷无间”的族类观念，是一种族群融合的“混一天下”，无论哪个族群都把“大一统”当成政治终极目标。这是包括五胡在内的众多非江游群能够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一部中华民族史是一部“天下精神”超越“族性自限”的历史，其中饱含着深沉的“命运共同体”情感。这些情感.是仅凭外来理论描述中国的人难以理解的。

——摘编自潘岳《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