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陈正炎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社会动乱时期相联系，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按照侯外庐的观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诉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唐代中叶为分水岭，“前一时期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容的思想主要是一种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同劳动的教义，后一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分产均产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含的思想主要是一种更现实的财产平均的教义”。
材料二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大同理想的探索，没有超越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也没能超越传统的皇权主义思想，太平天国的大同梦想最终化为泡影。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财产共有，反对私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以及学习现代文明的主张，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法实现，但多少已经有了现实的成分。与康有为的“大同之世”相比，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更为贴近现实，在分析西方社会弊端与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跟随着历史的脚步，逐步由空想走向现实。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共性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大同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材料 “初，高祖受禅，以天下未定，广封宗室以威天下。”太宗即位后，就“遍封宗子”问题征求意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遍封宗子”“不便”；魏征认为如果封建诸侯，会造成财政困难；李百药说封建会导致宗室间攻战相残。柳宗元在《过秦论》中列举秦朝“有叛民无叛吏”、汉代“有叛国，而无叛郡”、唐代“有叛将无叛州”，由此证明“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萧瑀认为：“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虽然分封制遭到大多数大臣的反对，太宗也明确表示“朕理天下，本为百姓，非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但贞观十一年太宗诏曰：“设官司以制海内，建藩屏以辅王室”，先后任命了21个亲王和14位杰出功臣为世袭的州府刺史。正如刘秩所说：“设爵无土，署官不职者也。”
白居易在《议封建论郡县》中认为周代封建诸侯而亡是因为“上失其道，天厌其德，非为封建之弊也”，秦无分封而灭是因为“群其毒，人离其心，非唯郡县之咎也”，汉代七国之乱乃“宠而失教，立不选贤，非独强大之故也。”“繇是观之，苟固其本，导其源，虽郡与国，俱可理而安矣；苟逾其防，失其柄，虽侯与守，俱能乱且危矣。”
——摘编自冯辉《中国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
(1)根据材料，概括唐代关于“分封郡县之争”的主要分歧。(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唐代关于“分封郡县之争”的任意一个主张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安史之乱后，吐蕃贵族乘虚攻占河西、陇右，民众“丁壮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嬴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人民日夜思归唐朝。唐后期由于吐蕃灾荒连年，内乱不断，唐朝乘机收复了部分失地。大中二年(848)，张议潮率领沙州(敦煌)人民起义，驱逐吐蕃守将，自摄州事。此后一二年间，张议潮修治兵甲，且耕且战，收复甘(张掖)、肃(酒泉)二州。五年正月，宣宗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同年八月，张议潮兄张议潭入朝，献上十一州图籍。宣宗遂于沙州置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不久，加授左仆射。张议潮加强战备，兼之富有军事才干，屡次击败吐蕃军，稳定了河西的政治局势。懿宗咸通二年(861)，议潮率蕃汉兵七千人收复凉州(武威)；八年，议潮入朝长安，诏授司徒、右神武大将军。张议潮还积极恢复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发展灌溉，“训以华风，咸会训良，轨俗一变”。河西人民赞曰：“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归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摘编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张议潮收复河西地区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张议潮的历史功绩。
材料一 唐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有所谓“道”的划分，道之下是州统县的地方行政制度，唐太宗贞观初年，把全国分为十道，这时道只是一种监察巡视的区域，巡视道的官员都属临时派遣的性质，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又分全国为十五道，各置常设的“采访处置史”管理，后来地方官吏的权利日益增大，节度使往往兼领道的长官，掌握军政大权，道也成为军事割据区或行政区，于是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摘编自王仲荦著《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在各级地方官的设置上，宋朝基本上是针对节度使的权力开刀的。宋统一后，起初是依照唐制分全国为十道，997年改全国为十五路（类似现在的省），后不断增加，直至二十六路。在路之下，宋的地方行政机构还有州、县两级，与州平级并存的还有府、军、监等机构。在路、州增设“监司”、“通判”等职，有力地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但也造成宋朝冗官多的弊病。
——摘编自周宝珠、陈振主编《中国历史·宋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从唐到宋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化趋势。(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宋两代地方行政区划设置产生的不同结果。
5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后唐明宗李嗣源本为后唐将领，在防范契丹入侵的作战中夺得了兵权，被部下强行拥立为帝。但他本人并不愿做皇帝。每夕宫中焚香，仰天祷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乱，为众推戴，事不获已。愿上天早生圣人，与百姓为主。”
——摘编自王禹偁《五代史阙文》
材料二 宋朝《会计录》之制设立于北宋初期，为统计全国财政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田况编写的《皇祐会计录》中对官员俸禄、赏赐的支出单开一卷。苏辙在《元祐会计录叙》中说：“夏贼窃发，边久无备，遂令益兵以应敌，急征以养兵，虽间出内藏之积以求纾民，而四方骚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后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复汰，加以宗子蕃衍充初宫邸，官吏冗积，员溢于位，财之不瞻，为日久矣。”
——据《宋史》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李嗣源“不愿做皇帝”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面临的社会问题。
材料 肃宗遭唐中衰，幸而复国，是宜正上下之礼以纲纪四方；而偷取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将帅，统藩维，国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无问贤不肖，惟其所欲与者则授之。自是之后，积习为常，君臣循守，以为得策，谓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杀逐主帅，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盖古者治军必本于礼，故晋文公城濮之战，见其师少长有礼，知其可用。今唐治军而不顾礼，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然后大宋受命。太祖始制军法，使以阶级相承，小有违犯，咸伏斧质。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无思不服，宇内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军以礼故也。岂非诒谋之远哉!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
(1)根据材料，概括司马光的主要观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司马光的观点。
材料一 从先秦到隋唐，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政治重心所在。然而中唐安史之乱以后，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北方经济区在战乱蹂躏等因素的影响下，发展速度明显放慢，而南方，人口激增，农业生产效率高，经济实力开始赶上并日渐超过北方。
——摘编自游彪《宋史》
材料二 宋代，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高于北方地区。南方水稻田产大多高于北方麦豆一倍以上，茶树、棉花等经济作物在南方许多地区都种植，南方成为造船、造纸、印刷、冶铸、织染等行业的重心所在，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明显高于北方，镇市网络体系初步形成。
——摘编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到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及其发生变化始于的事件。
(2)根据材料二，概括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表现。
材料 我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是战乱频繁发生、国家分裂的时期。《简论周世宗》中提出：周世宗为了守住帝业，治理好国家，“克己自励”、“抑情损欲”。周世宗不贪恋奢华之物，为百姓创造轻松愉悦的生活环境。显德元年，周世宗指出，孟汉卿纵容部下在征收藁税时，向百姓额外征收“耗余”，处死孟汉卿可以警示旁人，加强官员执政为民，不得侵扰百姓的意识。周世宗积极培养军事力量，壮大国家军队，对周边邻国用兵，确立起了在周边各国中的核心地位，取得了邦交的主动权。显德二年，后周向西收回了秦凤四州故地。显德三年，周世宗“命工刻木为耕夫、织妇、蚕女之状，置于禁中，思广劝课之道”。
——摘编自刘铁男赵辉《周世宗柴荣的经济改革策略考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世宗改革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周世宗的改革。
材料唐朝安史之乱后，整个国家基本陷入瘫痪状态。为赈济灾区、振兴经济，唐代宗任命刘曼为户部侍郎兼京兆乎，着手实施改革。刘曼对灾区的改革如下：一、扩大常平仓经营。原常平仓的职责是贩灾，刘曼担任此职后，提出必须将粮食运送到灾区与当地交换其他产品，再运到外地销售。采取这种方式，可调剂收购地与销售地之间的物资余缺，既帮助了灾区，又活跃了经济，还增加了国家收入。这就是刘曼坚持的“丰则贵余，歉则贱菜”的原则。二、实施救灾新法。刘曼重视收集各地的气候变化信息，做到“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更值得称道的是，刘曼还提出赈济新办法，即：由国家在灾区低价出售粮食，解决灾区缺粮的困难，以此支持灾区发展农副业开展生产自救。这样，既助灾民度荒，又不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即所谓“国计不乏”。
——摘编自丁声俊《中国古代杰出思想家的粮食经济观》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刘曼改革的特点及其体现的经济思想。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刘曼的改革。
材料 安史之乱后，唐朝官僚机构因“盗起兵兴，又有军功之官，遂不胜其滥矣”。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资用不给”，宰相张延赏奏请裁减官员，但因“减员人众，道路怨叹”，侍中马遂、太子少保韦伦等官员上疏反对，贞元省官只持续不到两个月就遭到失败。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宰相李吉甫认为“方今置吏不精，流品庞杂，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税”，从而致“天下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衣待食之辈”，主张省并吏员，合并州县；对“名存职废，额去俸存”的弊端进行改革。在唐宪宗支持下，元和省官取得一些成效，但很快又恢复旧态。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宰相李德裕要求按户税缴纳比例，“量减佐官”，但各地方借故拒不执行；在李德裕坚持下，会昌四年，省官命令才得到贯彻执行，最终“罢郡县吏凡二千余员”。但会昌六年，唐武宗死后，唐宣宗在“会昌四年所减州县官内复增三百八十三员”。此后，终唐之世，再不闻减官之举。
——摘编自王炎平《关于唐后期三次裁减冗官问题》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后期冗官现象出现的原因。
(2)依据材料，分别概括唐后期三次裁减官员的直接目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后期改革不力带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