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高度发达的隋唐政治文明的出现和形成是诸多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不仅能够兼容并蓄,综采汉魏南北朝以来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制度文化并加以融通运用,而且还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使之更加完善,更符合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从而创造出了更为发达、灿烂的文明。
材料二 唐初,面对各个部门之间出现严重分歧,政令难以得到顺利贯彻的问题,朝廷设立了政事堂制度,每遇到需要颁下诏敕的时候,就先由中书省和门下省会同其他必要人员在政事堂举行联席会议(后改为“中书门下”),并在政事堂后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以对口分理各项行政事务。包括皇帝诏命在内的一切政令,必须经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方能生效颁行。随着盛唐时代政事堂工作重心向分理行政倾斜,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正式在皇宫内设立了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主要负责起草任命将相大臣、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并承担起了参与决策机务的工作。此后,宋辽夏金元明清各朝都设有翰林学士或学士,在政治权力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小甫等《创新与再造隋唐至明中叶的政治文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政治制度创新的有利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朝中央决策机制调整的作用。
材料一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古代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承上启下、趋向完备的时期。隋唐统治者系统地总结了秦汉以来的旧制,革弊创新,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制度,极大地加强国家的控制能力,从而也使皇权进一步加强,这是隋唐国力鼎盛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因为如此,隋唐的制度对赵宋以后的制度有深远影响。
——摘编自曹大为、赵世瑜等主编《中国大通史·隋唐五代》(下)
材料二 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各有大致不变的方面,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些方面又并非没有变化。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维持不变,但土地私有日益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是平和的、渐进的和累积的,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的跟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改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隋唐制度的特点,列出隋唐制度的创新之处。(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古代历史某一方面的“变与不变”加以阐述。(要求:自拟标题,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严密,阐述时不能抄写材料所举事例)。
材料 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明显高于周边的文化,同时也高于其他文化圈,特别是在唐代,在整个欧亚大陆上,中国是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的中心,正如著名科学史专家贝尔纳指出的,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
——摘编自张西平《深刻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及价值》
提炼材料的核心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简要评析。(要求:态度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成文。)材料 梅岭山路自秦代开辟以来长久失修,基本失去交通运输功能。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奏请重新修凿梅岭山路的奏疏获准。他亲自到现场勘察,“缘燈道,拔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险之故”,最终部分利用旧关道又截弯取直修建新道,缩短险峻山路15里。开工后,张九龄利用十一月的冬闲时节召集乡民筑路,民众争相出力,新道不日凿成,“坦坦而方五轨,闻闻而走四通”,横穿南岭山脉,连接广东和江西。梅关道开通以后,海外诸国向朝廷入贡的物品经由梅关道北上,梅关道成为一条贡道。同时,唐政府也将梅关道作为官方驿道,设置驿站、配置戍卒、征收商税。唐朝末年,社会动荡,大批难民经由此道迁徙到岭南地区,岭南地区人口大为增加。
——摘编自王薇《文化线路视野中梅关古道的历史演变及其保护与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梅关道得以开通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梅关古道开通的影响。
——摘编自王利利《唐代官吏休假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唐代官吏休假制度的特点。(2)分析唐代官吏休假制度的影响。
材料一 给事中(门下省谏官)之职,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裁退之。
——白居易《郑覃可给事中制》
材料二 唐代谏官进谏,有专用之纸,时称“谏纸”,且有“月给谏纸”的制度。唐肃宗《令谏官言事制》云:“谏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陈时政得失。若不举职事,当别有处分。”
——摘编自傅绍良《唐诗中的“谏纸”“谏书”“谏草”与唐代谏议规范》
材料三 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某次经筵后,皇帝与内阁首辅申时行有一场讨论,其大致内容如下:
皇帝:魏征此人如何?
首辅:魏征事唐太宗,能犯颜谏诤,贤臣也。
皇帝:魏征早年追随李密,又追随李建成,后来又侍奉唐太宗,忘君事仇之人,非贤也。
首辅:魏征所著《谏太宗十思疏》,至今也被视为正直之言,不可因人废言。
皇帝:唐太宗弑兄屠弟、逼父退位,岂为贤德之君?
首辅:纳谏一事为帝王盛美,故后世贤之。
皇帝:魏征大节已亏,纵有善言,亦是虚饰,何足采择。
最终,皇帝决定经筵罢《贞观政要》。
——摘编自樊树志《重写晚明史》等
注:经筵是大臣定期为皇帝讲授经史的活动,以“培养君德,成就帝业”。
《贞观政要》记录了唐太宗求谏纳谏、任贤使能等德政,是明代经筵的重要内容。
(1)依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唐代谏官制度的特点和作用。(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评述万历皇帝与内阁首辅的讨论。
材料 秦汉时尚书、中书、门下是皇帝的侍从官;曹魏时尚书、中书发展成独立机构,门下省也在西晋时成立。南北朝,国家机器通过三省运转,尚书省成为国家政务的执行机关,中书、门下省则成为皇帝与大臣之间连接政务事宜的机构。宇文泰为了把持西魏朝政,模仿《周礼》建立六官制,造成了权臣专政的恶果。杨坚鉴于此,参照北齐制度,吸收南北朝三省制优点,加以整顿和精简,开皇元年(581年)二月,以新的三省六部制取代北周六官制,实现了宰相制度的重大变革,宰相由三省长官担任、不再是百官之首,而是中央最高部门的代表,废止秦汉以来的个人开府的宰相制,防止个人专权局面的发生;将决策与施政分离,使宰相成为一个决策群体,尚书省在决策中的作用降低。三省六部制,一个承前启后的制度,奠定了隋朝运转基础,也奠定了此后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中央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但其确立的辅臣制度依旧没有摆脱杨坚确立的这个框架,影响极其深远。
——(摘编自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1)据材料及所学知识,综述隋文帝杨坚宰相制度改革的背景。
(2)据材料及所学知识,评述杨坚宰相制度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人物 | 政治主张 |
孔子 | “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老子 | “无为而民自化”“为无为,则无不治” |
韩非 | “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 |
——引自《论语》《老子》《韩非子》
材料二 “贞观之治”成绩的取得,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一政治路线的成功。以往谈及贞观之治,只是一味强调唐太宗、魏徵等人的自觉,常常忽略中国制度的重要背景。魏徽从贞观七年开始担任门下省的长官,直至贞观十七年去世,都是门下省的负责人。唐太宗与魏微的关系,与三省制关系密切,而三省制的运行机制,更值得重视。
——摘编自荣新江等《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老子、韩非的政治主张。结合所学,指出秦汉时期治国主导思想的演变。(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三省制运行机制的角度说明“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
材料一 秦朝中央官僚机构示意图
材料二 7世纪初的唐朝,是中国专制时代历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当帝国对外威信蒸蒸日上之际,其内部组织按照当时的标准看来,也近于至善,是以其自信心也日积月深,这也是一段创造系统的时期。唐朝这种近于至善的内部组织,表现在中央政府的一大特色为“三省分工”……而这种体系与后世西洋所谓“互相制街”截然不同。不论唐太宗如何的开明,他的政府无可避免为一种专制体制。
——摘编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朝中央官僚机构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朝内部组织“近于至善”的表现并分析其局限性。
材料 秦统一中国后,就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皇帝活动、王侯官员,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今册书用简,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用黄麻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其敕书颁下诸州用绢”“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既下,则署而行之”“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根据材料概括秦汉至隋唐文书行政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