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道二教迅速发展，儒学已经远不如两汉时期兴盛。……唐初，太宗李世民立孔庙为国学，尊孔子为“先圣”，在全国范围内兴办教授儒家经典的学校，大力推行儒学。唐太宗令颜师古撰写《五经定本》，领行全国，成为官定统一课本。又令孔颖达等人撰写《五经正义》，此书在高宗朝撰成，完成了五经内容上的统一。此后注释儒经必须以此为标准，科举考试依此答卷。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
材料二 陈寅恪指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这种前后两期的划分及其特点不仅体现在社会政治领域，也同时体现在文化学术方面。
——摘编自陈寅恪《论韩愈》
材料三 陈寅恪先生说过：吾国历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
——摘编自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初儒学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从文化学术的视角说明唐代两个阶段特征的内涵。结合唐宋相关史实，谈谈你对材料三中观点的理解。
材料一 一般认为佛教是在东汉明帝遣使求法后传入中国的。但在此之前，佛教已从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翻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传入中国内地及西藏、云南等地，为外来商人提供服务。传播期间，常发生僧侣与道士斗法取胜的故事，这为佛教吸收了众多权贵的皈依。经过两百多年，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译经活动。起初主要由私人支持的外来僧人主持，东晋道安和尚则是本土僧人主持译经的第一人，而唐朝玄奘和尚主持的译经活动则是历史上的一个顶峰。译经过程中，不仅突出了孝道观念，还将轮回报应的重点从来世报转移到报在子孙。此外，汉译经书还强调前世福报和转轮圣王，为帝王的庄严、王朝的更迭和帝王的世袭提供了有力论证。
——摘编自方永《试论佛教中国化》
材料二 唐初实行均田制，“凡道士给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并保留其免赋役等特权。虽有韩愈等指出佛教的弊端，但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至唐武宗会昌年间，反击回鹘的战争和平定刘稹叛乱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农民或弃乡逃亡，或铤而走险，或遁入空门，社会闲散人员、无业游民也多皈依寺院。会昌二年（842年），武宗在道士赵归真等的劝说下下诏：“令天下僧尼中犯罪和不能持戒者尽皆还俗，行咒术、妖术等者同禁”，并要求“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会昌五年（845年），武宗不仅“令年五十岁以下僧尼还俗”，还敕令“大秦穆护、袄僧皆勒还俗，递还本地充纳税百姓。如系外国人，即送回国”。据统计，会昌年间“天下凡还俗僧尼总计二十六万零五百人。皆收充为国家纳税之编户齐民”。
——摘编自齐倩楠《唐武宗“会昌灭佛”的历史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会昌灭佛”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 梁武帝（南朝）的时候，已经是北魏后期，正是北方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梁武帝认为，北方统治者崇尚佛教，佛教吸引了很多信众。南方要是打压佛教，那不是把人口都赶到北方去了？所以有很多因素导致梁武帝崇尚佛教。即位不久，梁武帝就下令修建了很多寺庙。在崇佛的同时，梁武帝也大力推广儒学教育。首先，他在建康设立主要招收寒门子弟的五经馆，并且免除他们的生活费，考试及格就给官做。随后，推广儒家教育的学校在各州郡遍地开花。紧接着，梁武帝又把学校开到自己身边，下诏成立国子学，让皇太子、宗室、王侯学习儒家经典。授课的老师中，时不时还会出现梁武帝的身影，梁武帝以儒治国，绕不开对古代礼仪制度的传承。在梁武帝的支持下，原来的礼仪制度和一些国家大礼一起被重新归类，一种新的五礼体系正在酝酿和走向成熟。梁武帝在对儒家礼仪制度进行规范的同时，也在对佛教的戒律进行着规范，制礼班子组建几年后，规范佛教礼仪的班子也建立起来了。
——摘编自卜宪群等《中国通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梁武帝崇佛尊儒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武帝尊儒的主要措施，并分析其主要影响。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儒学确立了独尊地位，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盛行，儒学自身也开始吸收佛教和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隋唐时期，儒学家提出儒、佛、道“三教合归儒”，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奉老子为祖先，道教最受尊崇。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的正统地位也受到挑战，唐中期的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用儒学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教的观点，巩固儒学主流思想的统治地位。
材料二 佛教在两汉之际就传入中原，直到魏晋以后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学的衰微，以及佛教关于“来世”的许诺，更容易使在长期动乱中饱受苦难折磨的人们产生出幻觉而皈依到佛门之下。自东晋十六国以后历代君主的提倡，则更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发展。与此同时，道教也在传播。东汉末年，道教成为起义军的信仰宗教，两晋之际，葛洪对道教进行改造，提出道儒结合，宣扬服食炼丹、延年益寿之术，符合大族官僚的需要。
——晁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东汉后期至两晋，儒学信仰日渐失效。据《汉书》载：“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 之路然也。”同时，“五经”博士解释经文，谶纬附会，各家弟子只能严守家法。而且，身处乱世，人的生命有 如草芥，所谓“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随着东汉王朝的分崩离析，一些 儒者开始逾越儒家礼度和经学家法，杂采老、庄之说，魏晋玄学兴起。其仍奉孔子为圣人，力图用道家语言解 释儒家经典，并开始为儒学体系探求本体论基础，即“名教出于自然”。经过玄学挣扎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洗礼， 国人在两晋时期突然拥有了少见的思辨能力和兴趣，这为中国文化与佛教思想的对话奠定了基础。
——据胡绍军《魏晋玄学研究三十年》等
材料四 （范缜） 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浮屠害政，桑门蠹俗（浮屠和桑门指佛教）……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堕游，货殚于泥木。
——《梁书•范缜传》
材料五 韩愈从财赋方面指出僧道浪费了封建国家的财富；从封建伦理方面指出佛教“弃而君臣，去而父子”；他通过总结历代皇帝如梁武帝等崇佛祸国亡身的史实，认为：“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旧唐书·韩愈传》）；他不相信佛教的因果报应，大胆地声称“佛如有灵，能作祸焉，凡有殃咎，宜加原省”，（《原道》）。
韩愈模仿佛教的传法世系，编造了一个儒家的“道统”。该道统由尧开其端，一直传到孔孟，与佛老的“道统”不同，而在时间上更早，且更具正统的权威性。韩愈以孟子之后儒家唯一的道统继承人自任。韩愈还在《原道》中指出了儒家“道统”的具体内容，这就是孔孟所讲的仁义道德。“道统说”的提出，为封建伦理纲常的永恒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使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得以重新确立。
——摘自周晓光《中国传统文化史》
材料六 隋唐儒学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与佛、道二教的相互冲突、纷争过程中被统治者自觉加以复兴的。佛、道与儒学的撞击也使儒学发生着某种新的变化，即儒学不得不吸收释、道的思想因素来建构新的儒学体系。隋末，大儒王通讲学于“河洛之间”，对于弘扬儒学不遗余力，但他并没有否定佛、道二教的作用，并首次明确提出“三教合一”的思想。唐代大儒韩愈积极反佛，但其道统说与佛教的祖统说相类。另一大儒柳宗元公开主张以儒学为主，吸取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与此同时，儒学与道教也发生着同样的关系，只是儒学与道教之间的冲突要少得多。
——摘编自赵行良《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辩证》等
主题二 三国至隋唐的文学、艺术和科技
材料七 唐代儒学较多地吸取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而盛行于唐代的佛教，既有本土发展起来的禅宗，也有从天竺引进的法相宗，还有中印合璧的天台宗等。唐代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是印度的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因素的混合物。唐代大型歌舞剧《羽衣霓裳舞曲》，则源于印度的婆罗门曲，并含有胡旋舞等中亚歌舞元素。
——张国刚《唐代开放与兴盛的当代思考》等
材料八 唐代诗歌的成就尤为突出。唐代诗人之众和作品之多都超过了以往各代。仅《全唐 诗》所录就有两千三百多人，近五万首诗。唐诗内容的广泛也是空前的。……它有丰富的社 会生活内容，也有祖国壮丽的自然景色的画面。……在艺术上，唐诗也达到高度成熟的境地。 除李白和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其他如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白居易、韩愈、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人，也都各自具有独创的风格，在诗歌史上形成了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使 我国文学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二》
材料九 张旭，字伯高，唐代书法家。张旭嗜酒，醉后呼叫狂走，乃下笔，或用自己头发蘸墨来写，醒后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时人称之为“颠张”、其书被称作“狂草”。张旭的草书脱胎于魏晋风流儒雅和飘逸敦厚，用笔较粗，形象深得横壮之势、线条厚实饱满、结构多变；虽然其字奇怪多变，但仍合乎法度，其《千字文》《肚痛帖》用笔顿挫使转、刚柔变化起伏跌宕，有如音乐之旋律。唐初诗人高适曾赞誉张旭深得魏晋玄学“弃彼任我”的超脱境界，其书法达到了庄子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高度。唐代中后期的韩愈站在儒家积极入世的立场上以肯定张旭的书法为手段对释家的高闲书法问难。在他看来，一个“四大皆空”和尚不具备“利害必明”“利欲斗进”的条件，一切归于淡泊就不可能产生激情，没有激情，任凭高闲怎样纵横挥扫，也将只有空洞的形式，而无真苦、真乐、真泪的精神内容，也就无所谓书了。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等
主题三 中外文化交流
材料十 隋唐是中华对外交流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的对外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前代。经由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与文化的碰撞，中华文明展现出丰富多彩的雄姿。隋唐统一之后，汇聚南北内外多种文化，融合创新，成为光芒四射的世界文化中心。周边各国以中华文明为榜样，向隋唐派遣使者和留学生，积极学习并吸收中华文明的成果。中华典章制度、思想文学、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深刻渗入日本、朝鲜和越南，最终以中华文明为基础、以汉字为表征形成了东亚文化圈。该文化圈又因汉字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也被称为“中国文化圈”。
——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十一 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来到唐朝的各国使者、商人、教徒、艺人等络绎不绝，日本派遣的“遣唐使”就达13次。佛教盛行，景教、祆教、拜火教也在唐朝得到尊重。外国人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唐朝入仕为官。据韩愈记载，“岭之南，其州七千……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扬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蕃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李庆新《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材料十二 战国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差异。秦始皇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并没有成功。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的分裂势力基本肃清,而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才得到实现。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确立了儒家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君主集权政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西汉统治者主要实施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的儒家化,代替了秦代的法家化。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思想文化的内外交流,以及境内各民族交融所产生的文化创造力,促使儒、佛、道的融合,将中华古代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两宋时期,伴随着皇权强化与选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上书院制的成熟,中华文化更加深化。
——摘编自张岂之《试论中华文化何以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基础测评*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从汉至唐儒学地位的变化。
(2)依据材料二，概括佛教与道教流行的主要原因。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晋之际儒学信仰危机出现原因，并简析玄学兴起的意义。
(4)依据材料四、五，概括范缜和韩愈二人反佛思想的相同点，并指出韩愈思想的新内容。
*能力提升*
(5)依据材料六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至隋唐儒学发展的趋势及意义。
(6)依据材料七概括唐代思想文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7)依据材料八概括唐代诗歌艺术成就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促使唐代诗歌艺术成就斐然的主要因素。
(8)依据材料九及所学知识，概括张旭书法的艺术特点及成因。
(9)依据材料九及所学知识，简析韩愈肯定张旭书法价值的社会背景。
(10)依据材料十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隋唐“中国文化圈”形成的主要原因。
(11)依据材料十一和所学知识，指出唐朝对外开放的表现，并指出唐朝对外开放形成的条件。
*历史纵横*
(12)根据材料十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文化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
材料 任何一种文化都由曲线前进，有时上升，有时下降，只看历史上各时期之治乱兴衰，便可见其文化进退升沉之大概。春秋时代，文化种子埋藏在贵族阶层。孔墨新生机，从下层崛起。此时期为中国文化最有生命力之表现时期。东汉末，文化种子埋藏在大门第，而不免为老庄清谈所腐蚀。唐末五代，文化种子或则逃避至十国、如蜀、如唐、如闽、如吴越，多数都埋藏在山林寺庙与书院中。直到宋兴六七十年后，始有起色。元末埋藏在社会下层，当时南方经济好，书籍流传易，故文化种子得到处留存。清朝入主，文化种子埋藏在社会各阶层者，亦深亦厚。
——摘编自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
选取中国古代史整体、部分或某个朝代，对材料中的观点提出看法，并加以阐释。(要求：看法具体明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拜占庭人不仅继承了罗马帝国中央集权制的政治遗产，以罗马帝国正统继承者的身份保持了统一帝国的政治体制，而且在皇帝专制统治、《罗马民法大全》等诸多方面坚持了欧洲地中海上古政治遗产，并有所发展。为了治理众多古代族群，帝国政府始终维系着庞大且完善的官僚国家体制，其核心是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司法、宗教文化各种最高权力于一身的皇帝专制中央集权。7世纪至12世纪推行军区制，以农兵制、军政合一为重要特点，并由将军对行政区域及其军队进行管理，对扭转拜占庭危急局势起了重要作用。拜占庭人成功打造了包括整个东欧世界的拜占庭文明圈，并将各个斯拉夫族群纳入其中，其影响至今犹存。
——摘编自陈志强《欧洲中古史视域中的拜占庭帝国》
材料二 隋唐统治者系统地总结了秦汉以来的旧制，革弊创新，极大地加强了国家的控制能力，从而使皇权进一步加强。唐朝完备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监察机构和制度趋于完善，在内地地方实行道州县三级制，在边疆设立都护府、都督府进行管理，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州府制度，唐玄宗开元年间改行募兵制，军队职业化、专业化，设立节度使，制定《武德律》《贞观律》等，很重视礼制的建设，直接促成了中华法系的形成。唐人对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外来文化都抱有包容的态度，从而造就了光辉灿烂的唐文化，传入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文化源的中华文化圈。
——摘编自曹大为、赵世瑜等主编《中国大通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拜占庭帝国与唐朝在国家治理上的异同。(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拜占庭帝国与唐朝国家治理共同的历史价值。
材料范缜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针对当时佛教盛行的情况，撰写了《神灭论》。范缜认为，“形存神存，形谢神灭”，所谓“形”是形体，“神”是精神，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名殊而体一”、“形神不二”，不可分离，形体存在，精神才存在，形体衰亡，精神也就归于消灭。范缜认为物体的变化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事物的变化有突变和渐变两种形式。突然发生的事物，如暴风骤雨，必然突然消失；逐渐发生的，如动植物，必然逐渐消灭。范缜指出宣传神不灭，不仅会危害伦理道德，还会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范缜主张人人各守其职，君主以无为而治天下，从而实现人民安乐，国家昌盛。
——摘编自李延寿《南史》、姚思廉《梁书》等
请回答：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范缜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范缜的思想。
材料一 随着穆斯林的向东扩张，阿拉伯人建立起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阿拔斯王朝初期，哈里发大权独揽，各行省听命于中央.在帝国政府中，外族虽可参与，但穆斯林与异教徒之间地位仍有较大差异.阿拉伯人不仅大力经营东方商道，从唐朝引进大宗商品及火器、造纸技术，而且大量吸收各地文化，翻译和保存了很多古代文献。王朝后期，帝国采用了选募士兵的方法，使突厥军人势力渐渐崛起.突厥将军跋扈，任意拥废君王，哈里发如同傀儡，各省总督也纷纷割据自立。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
材料二 唐朝建立后，立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在魏晋以来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唐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羁縻政策的推行，推动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巩固。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唐政府也吸纳了不少外国人供职，外来宗教也大量涌入中国，但受尊崇的仍是道教和佛教，唐玄宗喜立边功，用募兵制取代府兵制，使得边防重镇军事实力迅速增强。安史之乱后，为弥补财政亏空，唐朝对税收体制做出重大调整，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唐中央的经济力量。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阿拔斯王朝与唐朝在国家治理上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朝国家治理对中国历史的意义。
材料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境内,是唐、五代、宋时所需造,明、清两代亦续有开凿。现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八大石窟之一。大足石刻分布于该具西南、西北和东北的扇区,共23处。较集中的有宝顶山、北山等19处,其中以宝顶山摩崖造像规模最大,造像最精美。除佛像和道教造像外,也有儒、佛、道同在一窟中的三教造像,而以佛教造像所占比例最大。大足石刻代表了公元9-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是人类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它从不同面展示了唐、宋时期中国石窟艺术风格的重大发展和变化,具有前期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并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好而著称于世。
——摘编自“百度百科”
请根据材料内容,分别提取三项有效历史信息,并说明其对于历史研究的具体价值。
材料一 汉代，印度佛教传入了中国。佛教在中国初传，主要是作为信仰和方术（旧时指医、卜、星、相、炼丹等技术）流行于民间的。佛教被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是从两晋（公元265年至316年为西晋，公元317年至420年为东晋）时期开始的。知识分子特别感兴趣的是佛教的思想理论，尤其是佛教提出的一些中国传统学术较少研究的理论问题。到了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时期，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乎遍及整个中国。
——摘编自张明、于井尧《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传教士利玛窦与一行人来到中国广东，他们自称是来自印度的僧人；在知府王磐收到铃铛等礼物后，允许他们留在肇庆。利玛窦是一位博学的传教士，喜欢结交朋友。他随身带着自鸣钟、菱角镜、山海全图，吸引了不少人观看。马礼逊是拉开晚清新一轮西学东渐序幕的第一人。1807年9月，马礼逊抵达澳门，然后进入广州。当时，中国海禁未开，仍然禁止西人传教，马礼逊只能先隐匿于广州的美国商馆。不久，他有了合法身份，有了稳定收入，还结婚成了家。此后，直至1834年逝世，马礼逊一直在广州、澳门及南洋各地进行传教活动。
——摘编自张明、于井尧《中外文化交流史》
(1)根据材料一，说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普及的有利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时马礼逊来中国传教的中外背景。如何评价这些传教士的传教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