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儒学确立了独尊地位，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盛行，儒学自身也开始吸收佛教和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隋唐时期，儒学家提出儒、佛、道“三教合归儒”，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奉老子为祖先，道教最受尊崇。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的正统地位也受到挑战，唐中期的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用儒学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教的观点，巩固儒学主流思想的统治地位。
材料二 佛教在两汉之际就传入中原，直到魏晋以后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学的衰微，以及佛教关于“来世”的许诺，更容易使在长期动乱中饱受苦难折磨的人们产生出幻觉而皈依到佛门之下。自东晋十六国以后历代君主的提倡，则更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发展。与此同时，道教也在传播。东汉末年，道教成为起义军的信仰宗教，两晋之际，葛洪对道教进行改造，提出道儒结合，宣扬服食炼丹、延年益寿之术，符合大族官僚的需要。
——晁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东汉后期至两晋，儒学信仰日渐失效。据《汉书》载：“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 之路然也。”同时，“五经”博士解释经文，谶纬附会，各家弟子只能严守家法。而且，身处乱世，人的生命有 如草芥，所谓“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随着东汉王朝的分崩离析，一些 儒者开始逾越儒家礼度和经学家法，杂采老、庄之说，魏晋玄学兴起。其仍奉孔子为圣人，力图用道家语言解 释儒家经典，并开始为儒学体系探求本体论基础，即“名教出于自然”。经过玄学挣扎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洗礼， 国人在两晋时期突然拥有了少见的思辨能力和兴趣，这为中国文化与佛教思想的对话奠定了基础。
——据胡绍军《魏晋玄学研究三十年》等
材料四 （范缜） 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浮屠害政，桑门蠹俗（浮屠和桑门指佛教）……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堕游，货殚于泥木。
——《梁书•范缜传》
材料五 韩愈从财赋方面指出僧道浪费了封建国家的财富；从封建伦理方面指出佛教“弃而君臣，去而父子”；他通过总结历代皇帝如梁武帝等崇佛祸国亡身的史实，认为：“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旧唐书·韩愈传》）；他不相信佛教的因果报应，大胆地声称“佛如有灵，能作祸焉，凡有殃咎，宜加原省”，（《原道》）。
韩愈模仿佛教的传法世系，编造了一个儒家的“道统”。该道统由尧开其端，一直传到孔孟，与佛老的“道统”不同，而在时间上更早，且更具正统的权威性。韩愈以孟子之后儒家唯一的道统继承人自任。韩愈还在《原道》中指出了儒家“道统”的具体内容，这就是孔孟所讲的仁义道德。“道统说”的提出，为封建伦理纲常的永恒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使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得以重新确立。
——摘自周晓光《中国传统文化史》
材料六 隋唐儒学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与佛、道二教的相互冲突、纷争过程中被统治者自觉加以复兴的。佛、道与儒学的撞击也使儒学发生着某种新的变化，即儒学不得不吸收释、道的思想因素来建构新的儒学体系。隋末，大儒王通讲学于“河洛之间”，对于弘扬儒学不遗余力，但他并没有否定佛、道二教的作用，并首次明确提出“三教合一”的思想。唐代大儒韩愈积极反佛，但其道统说与佛教的祖统说相类。另一大儒柳宗元公开主张以儒学为主，吸取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与此同时，儒学与道教也发生着同样的关系，只是儒学与道教之间的冲突要少得多。
——摘编自赵行良《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辩证》等
主题二 三国至隋唐的文学、艺术和科技
材料七 唐代儒学较多地吸取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而盛行于唐代的佛教，既有本土发展起来的禅宗，也有从天竺引进的法相宗，还有中印合璧的天台宗等。唐代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是印度的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因素的混合物。唐代大型歌舞剧《羽衣霓裳舞曲》，则源于印度的婆罗门曲，并含有胡旋舞等中亚歌舞元素。
——张国刚《唐代开放与兴盛的当代思考》等
材料八 唐代诗歌的成就尤为突出。唐代诗人之众和作品之多都超过了以往各代。仅《全唐 诗》所录就有两千三百多人，近五万首诗。唐诗内容的广泛也是空前的。……它有丰富的社 会生活内容，也有祖国壮丽的自然景色的画面。……在艺术上，唐诗也达到高度成熟的境地。 除李白和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其他如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白居易、韩愈、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人，也都各自具有独创的风格，在诗歌史上形成了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使 我国文学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二》
材料九 张旭，字伯高，唐代书法家。张旭嗜酒，醉后呼叫狂走，乃下笔，或用自己头发蘸墨来写，醒后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时人称之为“颠张”、其书被称作“狂草”。张旭的草书脱胎于魏晋风流儒雅和飘逸敦厚，用笔较粗，形象深得横壮之势、线条厚实饱满、结构多变；虽然其字奇怪多变，但仍合乎法度，其《千字文》《肚痛帖》用笔顿挫使转、刚柔变化起伏跌宕，有如音乐之旋律。唐初诗人高适曾赞誉张旭深得魏晋玄学“弃彼任我”的超脱境界，其书法达到了庄子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高度。唐代中后期的韩愈站在儒家积极入世的立场上以肯定张旭的书法为手段对释家的高闲书法问难。在他看来，一个“四大皆空”和尚不具备“利害必明”“利欲斗进”的条件，一切归于淡泊就不可能产生激情，没有激情，任凭高闲怎样纵横挥扫，也将只有空洞的形式，而无真苦、真乐、真泪的精神内容，也就无所谓书了。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等
主题三 中外文化交流
材料十 隋唐是中华对外交流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的对外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前代。经由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与文化的碰撞，中华文明展现出丰富多彩的雄姿。隋唐统一之后，汇聚南北内外多种文化，融合创新，成为光芒四射的世界文化中心。周边各国以中华文明为榜样，向隋唐派遣使者和留学生，积极学习并吸收中华文明的成果。中华典章制度、思想文学、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深刻渗入日本、朝鲜和越南，最终以中华文明为基础、以汉字为表征形成了东亚文化圈。该文化圈又因汉字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也被称为“中国文化圈”。
——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十一 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来到唐朝的各国使者、商人、教徒、艺人等络绎不绝，日本派遣的“遣唐使”就达13次。佛教盛行，景教、祆教、拜火教也在唐朝得到尊重。外国人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唐朝入仕为官。据韩愈记载，“岭之南，其州七千……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扬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蕃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李庆新《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材料十二 战国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差异。秦始皇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并没有成功。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的分裂势力基本肃清,而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才得到实现。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确立了儒家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君主集权政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西汉统治者主要实施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的儒家化,代替了秦代的法家化。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思想文化的内外交流,以及境内各民族交融所产生的文化创造力,促使儒、佛、道的融合,将中华古代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两宋时期,伴随着皇权强化与选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上书院制的成熟,中华文化更加深化。
——摘编自张岂之《试论中华文化何以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基础测评*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从汉至唐儒学地位的变化。
(2)依据材料二，概括佛教与道教流行的主要原因。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晋之际儒学信仰危机出现原因，并简析玄学兴起的意义。
(4)依据材料四、五，概括范缜和韩愈二人反佛思想的相同点，并指出韩愈思想的新内容。
*能力提升*
(5)依据材料六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至隋唐儒学发展的趋势及意义。
(6)依据材料七概括唐代思想文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7)依据材料八概括唐代诗歌艺术成就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促使唐代诗歌艺术成就斐然的主要因素。
(8)依据材料九及所学知识，概括张旭书法的艺术特点及成因。
(9)依据材料九及所学知识，简析韩愈肯定张旭书法价值的社会背景。
(10)依据材料十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隋唐“中国文化圈”形成的主要原因。
(11)依据材料十一和所学知识，指出唐朝对外开放的表现，并指出唐朝对外开放形成的条件。
*历史纵横*
(12)根据材料十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文化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
材料 唐宋知识分子的休闲文化
| 唐朝 | 宋朝 |
| 在休闲方式的选择.上，文士群体中盛行一些富有激情和活力的活动，如打毯、射猎、舞剑、歌舞宴饮、户外游赏等。休闲文化主体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皇室、贵族、官僚等社会.上层阶级仍然是休闲的绝对主体。集体性的宴饮、游赏、节日狂欢较为普遍，如一年一度的曲江游宴。文士热衷于参与群体性的休闲活动，视野多关注公共事业和公共领域，休闲目的大多与自身的政治事业前途息息相关，参与休闲活动多为自发、外放的形式。士人欣赏牡丹，如刘禹锡：“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 士大夫对休闲活动的选择，偏向文弱、静态的休闲方式，如棋类、投壶、捶丸等。休闲文化的主体逐渐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士大夫偏爱室内静娴雅致的休闲方式，烧香、点茶、挂画、插花成为生活中“四般闲事”。士大夫已从群体性的休闲活动中抽身出来，将视角更多的凝聚到自身，更多关注私人休闲领域。大部分士人有了自觉的休闲意识，即便是聚集，也是一群志同道合之人进行精致休闲的聚会，以此寻求知音，切磋文艺。士大夫赞赏梅花、莲花，如王安石：“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
——摘编自肖潇《从文士到士大夫演变看唐宋休闲文化变化趋势》
结合时代背景对唐宋知识分子“休闲文化”的演变进行合理解释。
| A．民族交融趋势加强 | B．佛教呈现本土化趋势 |
| C．佛教影响主流文化 | D．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 |
（1） | 在李朝（1009～1225年），李圣宗和李仁宗相继创建文庙和国子监，用以祭祀孔子并作为皇太子和文职官员学习儒学的场所 |
（2） | 在陈朝（1225～1400年），陈顺宗建立路、府、州、县地方官学制度，还出现了一些退隐儒士为传播儒学而创办的私学机构 |
| A．儒学成为社会教化的主要途径 | B．官方教育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 |
| C．文化成就的创新发展 | D．教育资源的下移趋势 |
| A．三教并行政策的推行 | B．西域文化影响力的消减 |
| C．中外交流趋势的加强 | D．佛教本土化进程的开启 |
| A．佛教中国化的趋势不断加强 | B．中华文化因包容而发展 |
| C．民族交融推动唐代文化进步 | D．西域文化因交流而盛行 |
材料一 不同于婆罗门教以“梵”(由祈祷而得到的力量，亦引申为世界的主宰)为至高无上的观念，（早期的印度）佛教不承认有世界创造之神，学界普遍认为当时“佛教是人类至上的宗教，把人置于整个宇宙之上”，这一宇宙观为佛教反对种姓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婆罗门教是印度宗教思想的大集合。佛教的创始人佛陀对教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实现了教义的基本统一。婆罗门只是一个阶层，除了种姓家族关系外并无其他关系。佛陀在传教的过程中，建立了一个宗教团体一僧团，使佛教成为有组织的宗教。
——摘编自林太《印度通史》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佛教因此得以广为传播并扎根于中国本土。此时的佛教以其奥义打动了一流的学者，佛教著作呈现出剧增的趋势，不但外来的佛教经典得到了大量翻译，中国僧侣佛学论著也纷纷问世。国人还主动西行取经，点燃了佛经“经典翻译”的热潮，如法显西行就是中外交流史上的壮举。佛经的翻译也使得佛学流派和思潮出现，对后世佛学思想带来深远影响。佛学还攀附当时中国的文化，与道家和儒家等中国本土文化汇通，借以传播并丰富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
——摘编自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印度早期佛教与婆罗门教的主要差异。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为例，简析公元3-6世纪佛教传播的表现及意义。
| A．对外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 B．唐朝的繁荣昌盛 |
| C．唐文化兼具包容性和辐射力 | D．中朝关系较和睦 |
| A．开放是唐朝的基本国策 | B．日本受唐影响发展迅速 |
| C．社会状况影响中外交流 | D．日本社会转向脱亚入欧 |
汉唐骆驼造型的演变
材料一
材料二 汉代文物骆驼并不常见，西安沙坡村出土的西汉骆驼，没有任何装饰，比较写实。汉代的骆驼形象显得有些稚拙，特别是蹄子，与同时期塑像、画像上的马蹄无异，反倒与骆驼差距很大。在汉代动物塑像中，骆驼大都混同在各类动物之中，没有数量上的优势和变化多样的姿态，显然与其他大量动物等同起来，没有明显的特别含义。到了唐代，唐墓中随葬骆驼数量剧增，有些是作为一般动物出现在各种类型的墓葬之中。北朝出现的驮载物品的骆驼到唐更为流行，驮载物品的内容更多，骆驼的两侧挂有货袋、丝束、兔皮、长颈瓶、胡瓶、扁壶、织物、毛毯等等，有时还有死鸟和活的狗、猴子。这种造型选择无声地讲述着丝绸之路上的生活状态。骆驼、货物及其人物的紧密结合，进一步附加、升华了它们的精神含义，使这组文物凝聚了人与自然抗争、艰苦创业的情怀。
——摘编自齐东方《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以“汉唐骆驼造型的演变”为题，写一则历史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