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示意图

材料二

材料三

材料四   从秦到清，地方行政制度的形态有过纷纭繁复的变化……这种因时而异的变化只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集权的功能罢了。因此尽管从表面上看，历代行政区域……废置纷繁，分合靡定，但无非皆就前代之制度沿革益损，而无根本性质的变动。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一   唐政府中出现了一个根深蒂固的紧张局面：一方是隋唐从北方诸王朝继承下来的制度，一方是出于把它们应用于重新统一的帝国中远为复杂的形势的要求。唐代政府的各个方面都是处于一个激烈变化的时代，这些继承的制度在此期间或被修改，或被更先进、更适用于新形势的体制所代替……这是一个使行政程序合理化、简化和效益化的时期，又是行政活动进行法典化和正规化的时期。当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长治久安怀着信心，致使政治家们都倾向于以全帝国适用的统一制度和社会行为的持久准则来考虑问题。

——摘编自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材料二   宋帝国自诞生之日起，在制度设计方面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目的性国家对工具性国家的要求，即动员内部力量以应对国家间生存竞争；另一个是纠正汉唐帝国的政制缺陷，完善工具性国家。就前者而言，主要是壮大经济资源问题，并着力于提高资源的汲取能力等。就后者而言，主要是在制度上解决基本制度中的缺陷。

——摘编自刘守刚《中国财政史十六讲》

6 . 在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似乎是一个永恒的政治主题。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中枢权力体系及其相应的地方控制网络。阅读下列材料，然后回答问题：

材料一：汉哀帝说：“丞相者……统理海内，辅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但明太祖朱元璋却认为：“自秦以下，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从而命之。”

材料二：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短促）”。

材料三：两汉时期，皇帝对丞相待之以礼。丞相竭见皇帝时，皇帝起立，赐丞相座。丞相病了，皇帝还要亲自去探视。隋唐时期的宰相大臣上朝奏事也有座位。但到宋朝，宰相只能站着同皇帝议事。据说是宋太祖改变这一做法的，有一天，宰相范质等人向宋太祖奏事，开始大臣们还坐着，宋太祖称自己眼睛昏花看不清，让大臣们近前指给他看。等范质等人回到原处，座位已被撤掉。此后宰相大臣就只好站在皇帝面前议事了。明代自朱元璋起，明文规定“大朝议”须“众官皆跪”。清朝的官僚上朝跪地时间特别长，以至于大臣们都备有特别的护膝。

材料一   宋代文化是唐代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唐代所建立的三省六部、科举、均田等制度，已经标志着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宋代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更加完善的文官制度，中枢大臣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得以相互制衡。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唐代婚姻形式与礼俗基本与前代相同。受士族崇尚婚姻的影响，唐代社会上层极重择婚时的门当户对。由于门阀世族的消亡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在婚聘上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择偶标准不像以前那样重门阀世族，而看重金榜题名；二是比较计较婚姻关系的物质财富。在宋代，富商娶宗室女的现象司空见惯。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一   《史记·商君列传》所说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此举体现了国野制度崩溃，国人与野人界线泯灭的变化。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事在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户籍相伍与集乡聚为县两事，是秦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转折点。县既由基层的乡聚组成，乡聚以下又有什伍之组织，这样一来，就将过去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从户开始经什伍到乡聚再到县的严密的地缘关系组织，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体系。从秦统一天下后将县的幅员定为“大率方百里”的原则看来，在商鞅集小乡聚为县时，必然也已有某种分划的原则。同时每一县都由国君任命的县令担任长官，也标志着官僚制的完善。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如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削弱的弊端。虽然北宋政府豢养了百余万军队，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袭扰。由于各级政府权力的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官吏众多，行政效率低……总之，北宋实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在一定时期起了巩固政权的作用，后来便逐渐走向反面了。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行省制度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