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摘编自张海鹏徐蓝等《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陕甘宁边区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成功执政的政权组织形式。边区第二届参议员219名，除共产党员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86人；常驻议员9人，其中党外人士6人；党外进步人士担任乡长以上各级行政领导的有3592人。边区浓厚的民主与抗日氛围，与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根据地各阶层人民出资出粮出人力，各方进步人士积极献计献策。如陕北著名士绅李鼎铭等11名参议员提交的“精兵简政”议案，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推开后，达到了精简、统一领导、反对官僚主义、提高效能、节约五大目的。同时，抗战期间有4万多名有志青年经过敌占区到延安，爱国青年们讲：“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毛还有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摘编自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这里走来》
材料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贡献。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不同时期政治制度与社会治理的认识。
材料一 唐立国之初即改郡为州。贞观元年，鉴于州地域太小，数显过多，便设“道”，全国分十道，每道派出采访使，为代表中央的具有督抚监察职能的官员，后增至十五道。景云二年，唐政府正式置节度使，集军、政、财、监察权于一身……特别是边境藩镇，拥兵自重，威专一方。由此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平定后，唐朝出现落镇割据。黄巢起义之后，唐朝彻底失去了对藩镇的控制，已经名存实亡。
材料二 宋代地方行政组织分路、州、县三级，同时另有府、军、监等机构。宋仁宗时全国有州府、军、监一级政区二百二十二个。《宋史·职官志》说：“宋初革五季（五代）之患，诏各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宅）以留之。分命文臣出守列郡”。宋还在行政首长之外又增设“通判”一职。规定凡州府文件，必须经通判连署之后方能有效。宋还在州一级设“监当”一职，制衡知州或知府的财政权。宋代的这些政治措施，虽然能防范地方造反或违抗中央，但其弊端也很明显，便是造成内重外轻。
——以上材料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1)根据材料，简析从唐到宋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化趋势。(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两代地方行政区划设置产生的不同结果及对现代治国理政的启示。
材料一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传统社会，个人都依附于某种天然的共同体，包括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天然共同体和拟制的血缘共同体。最初的人类还没有自我意识，或自我意识非常之弱。个人完全融于天然的共同体里面。当国家产生后，国家就分享了个人的认同和忠诚，削弱了个人对部落、氏族等天然血缘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有了国家之后，氏族和部落就由贵族来代表，个人依附于贵族，贵族再依附于更大的贵族即国王。个人与部落的关系演变成“家族（个人）——诸侯（贵族）——国家（国王）”的关系。秦晖讲的中国的“周秦之安”是削弱了贵族，除掉了贵族这个中间隔层，无数的小共同体（家族）被官僚制整合进大共同体国家之中。社会组织向西极分化，一极是强大的国家，另一极是底层无数的家庭或家族。虽然也存在着其他一些中间组织，但作用有限，一般是辅助性的。
——摘编自丛日云VS秦晖：《走出帝制和人的现代化》
材料二 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发展成熟，是中国古代审计发展的巅峰。比部设于刑部之中，与财政部门完全隔离，财审分离彻底，拥有司法权并配备多位专门的官职，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得以保证。三省六部制的完全确立优化了官僚体系的内部控制，皇帝也重视比部审计，就连皇室用度都要经过比部勾检。……两宋官制，职官分离，与前代有很大的区别。宋初围绕中央集权进行了不少革新尝试，试图在中央机构内部建立起财计管理与财计监督两套班子，进行更直接更经常的审计监督。北宋时，天下财计归三司（亦称三部，即盐铁、度之、户部）三部各设勾院，负责“勾稽天下所申三部金谷百物出纳帐籍”。在三司勾院之外、三司之下，还设有一些机构执掌审计职审核军费支出等。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审计职权较前代分散，并且这种财审合一的内部审计体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难以确保审计的质量和效果，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吕品：《从国家审计演变看古代中国国势变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秦晖关于“周秦之变”的观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两宋审计制度与隋唐时期相比的不同特点及其原因。
材料一 宋初，宋太祖在反思了前朝的教训后，做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规定，并将其上升为国策。宋代士大夫们表现出比以往更多的历史责任感，敢于通过多种手段限制皇权。宋真宗曾遣使持手诏来见宰相李沆，欲封刘氏为贵妃。李沆让使者传话：“但道臣沆以为不可！”此事遂罢。元丰年间，吕公著上书宋神宗告诫道：“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载之史册，将为万代讥！”士大夫们还严格控制太子或年幼皇帝的学习方向和接触范围。此外，在士大夫的解释与强调下，风雨雷电等自然变化常常迫使皇帝避正殿，减常膳，大赦天下。……宋代士大夫政治中毫无疑问地贯彻着忠君思想，要求皇帝尊重并更多的听从士大夫，从而保持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
——摘编自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材料二 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规定以后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效力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等。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王仍然是英国政治生活的第一位参与者。1701年，议会通过《王位继承法，进一步强化了对王权的限制。1714年，乔治一世上台后，责任内阁制逐步形成，行政权力慢慢地由国王转到内阁手中。光荣革命后，国王曾通过册封贵族和上院中的支持者以控制上院的立法活动。后来，随着一系列的议会改革和选举改革，立法权逐渐转移到了资产阶级控制的平民院手中。这样，国王逐渐从一个有较大权力的君主，变成了虚位元首，统而不治。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士大夫限制皇权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宋代限制皇权与近代英国限制王权在手段及结果方面的不同之处。
材料 从中唐开始，藩镇和一些势力较大的州郡常常以种种借口和手段，截留应该上缴中央政府的赋税，久而久之，形成了财政上的“留使"”“留州”制度。到了五代时，藩镇节度使甚至直接派自己的亲信武将管理场（征收赋税的场所）务，赋税大权落入节度使手中。
赵匡胤发布诏令求各州除留下必要的经费外，其余贡赋中属于货币的部分要全部奉送到京，不得无故截留。同时，赵匡胤还以中央支付给大藩“公使钱”为条件，废除了“留使”“留州”制度，收回了藩镇所控制的部分财权。此后，赵匡胤还在中央设立了分管财政的三司，设三司使和三司副使，总管各地贡赋和中央财政，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这些措施对解决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稳固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河洛税史寻幽：北宋立国行新制中央“集财”国库丰》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初财制度改革的背景和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初财制度改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