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科举制的兴起有其内部与外部的深层逻辑。就内部而言，它是人类人才选拔活动内在发展规律驱动的必然结果，即由“推（选）举——推（选）举并考察——规范化考试”的不断追求科学、公平与效率的历史选择……到隋朝再次一统天下时，在经济上，一方面实行均田制和租调制来减轻农民的生产压力，另一方面又采取“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等清查户口的措施，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由此，经济基础的变化与发展，为供养大批脱离生产的官僚队伍提供了物质可能。而为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吸纳寒族俊才进入统治集团，彻底改变领主经济统治时代世家大族垄断仕官途径的时机已经成熟，符合地主经济发展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应时而生。因此，可以说，科举制是“在士族门阀庄园经济衰落、庶族地主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下，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而产生的”。

——摘编自李木洲《科举制兴起的深层逻辑》

材料二：为了鼓励学子参加科举考试，逐渐取消了唐代以来举士时在品行、职业、服纪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国家取士的范围更加扩大。自隋至清，各代进士录取总数，以宋为最，达36131人，加上诸科等总数达11万多人。宋代统治者为了防范考试作弊，在考试管理上采取了许多较为严格的举措，主要有：避亲嫌、弥封、誊录、锁院等。宋初科举，沿袭了两级考试制度，但在宋太祖开宝六年以后，科举取士变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逐级升考拔录，比较严格。王安石任宰相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废除了进士科以外的其他科目。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宋代，为鼓励读书人，彰显读书的种种好处，只要科举考试及第就可以任官。宋太祖时，官位高低与考试等次还没有直接联系，但这种状况至太宗时发生了很大变化，即特别重视高第。

——摘编自周宝砚《宋代科举考试制度》

材料一 汉初制度大多不切实际，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声甚高，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固然采取过某些权宜性的措施，但对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显然更为重视。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海《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二 唐朝三省六部制示意图

材料三 宋王朝建国的特殊性，使宋太祖为了避免五代以来的教训进行了比较大的官制改革，尤其是制约机制的设计相当完备。设官分职，达到了相互维系、相互牵制的作用，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了中央集权。

——摘编自王志立《北宋官僚制约机制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   在唐初，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仆射都是宰相。他们每日上午在政事堂共同商讨国家大事，午后各归本省处理本职工作。随后制度稍变，仆射不再参加宰相议政，皇帝又不时召集某些级别略低的官员参加政事堂会议，并加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系衔，事实上这些人已加入宰相集团。久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专称，无论实居何职，但加此衔即为宰相。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宋太祖夺得国家政权后，就面临如何使宋代避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代”这一严峻问题。其后，太宗的非正常即位，又对这一新兴政权的稳定持久性提出了挑战。如何让国家走向稳定治世？反观历史，宋太宗认为“前代乱多治少，皆系帝王所为”，并道：“国之兴衰，视其威柄可知矣。五代承唐季丧乱之后，权在方镇，征伐不由朝廷，怙势内侮。故王室微弱，享国不久。”

——摘编自邓小南《过程•空间：宋代政治再探讨》

材料三   明朝初期承袭元朝制度，以中书省总领政务，以左右相国为丞相。丞相统辖六部，丞相之下设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职，相权较大。随着皇权与相权矛盾的加剧，明太祖朱元璋于1380年废除了丞相，六部事务均由皇帝直接管理。后明成祖朱棣设内阁辅政，内阁权力逐渐扩大，成为重要的行政机构。

——摘编自鲍麒方《论中国古代的宰相制度》

材料一   为抑制武将势力，巩固皇位，宋太祖利用宴会“杯酒释兵权”，剥夺宿将石守信等统领禁军的权力……与轻武相对，大力抬高文官、士人地位，提倡文治。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宋代的纸币是世界历史上首次在一国国民经济中使用的纸质货币币制。……这对货物和服务的买卖来说，是一个明智的、高效的、有利可图的和方便的发明。

——（德）迪特·库恩《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

材料三   四大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其中的三项——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在宋朝有了划时代的突破。……这三种发明都曾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全部面貌和状态。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E

材料一 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上下相维，内外相制，若网之有纲，丝之有纪……古之王者，设……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纲纪其内；设方伯、州长、卒正、连帅、属长，以纲纪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从。此为政之体也。

——司马光《上神宗之体要》

材料二 为加强边防，唐在沿边重镇设立节度使。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来总揽军、政、财、监之权，权重势雄，独霸一方。安史之乱后，藩镇“相望于内地”“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喜则连衡（横）而叛上，怒则以力相并”。

宋太祖即位后，革除前朝之弊，“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并采取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等多项措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宋太宗时，节度使掌控的支郡也被收回，从此“无复领支郡者”。

元朝变革地方行政制度，设立行省。行省官员常以“藩大臣”和封疆大吏自居，替朝廷镇守地方；凡行政号令和公文申禀，“不敢专决大政，咨中书（省）而后行”。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图1                                                                           图2                                                         图3

材料二   宋初将地方政府恢复到州县两级，但陷入管理幅度太大的困难。为此，赵宋君臣在摸索中创建了以交通路线为主干来划分的路制，不在州上设置统一的行政机构和单一的行政首长，而是把路一级的事权分属于不同部门。元朝变革地方行政制度，设立行省。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官员通常由左丞相、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行省官员“不敢专决大政，咨中书（省）而后行”。元代行省的地域十分辽阔，形成了多层次的行政区划体系，但仍能维持高度中央集权。

——摘编自《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一   唐初，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长官共议朝政，均为宰相。李世民即位前任尚书令，为避讳，就以仆射为尚书省长官。唐代皇帝认为宰相品位尊崇，不应轻易授人，常以他官居宰相职并假借他官之称。例如魏征以秘书监身份参与朝政，称“参知政事”，也是宰相之职……太宗还以李洵为太子詹事（东宫百官之长），特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号，使其与侍中、中书令共同参与宰相职事。从此就有了“平章事”与“同三品”的衔号。无论品位多高，不加此衔，就不能行使宰相职权。只有三公三师及中书令例外……安史之乱后，宰相名号又发生了变化，因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升为正二品，所以就废除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名衔。唐后期宰相的名号基本上就是“同平章事”。

——摘编自刘珲春《中华文明史话·宰相史话》

材料二   宋代文化是唐代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唐代所存在的三省六部、科举、均田等制度，已经标志着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宋代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更加完善的文官制度，中枢大臣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得以相互制衡。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材料二   贫若子弟，类皆廉谨自勉，埋首窗下……即纨绔子弟，亦知苦读，以获科第，否则虽富不荣……因此之故，前清时代，无分冬夏，几于书声遍野，夜静三更，钻研制义。是皆科举鼓励之功有甚于今日十万督学之力也。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

材料三   西国莫不慕之，近代渐设考试以取人才，而为学优则仕之举。今英、法、美均已见端，将来必至推广。

——丁韪良《西学考略》

材料四   宋朝开国后，统治者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就是创建“士人政府”，实施文治，以文抑武。为此，就要恢复作为“士大夫政府”附属物的科举考试制度，用以选拔数以万计的文官去填充它。

——李默海《布衣入仕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变迁》

材料一   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是为宋太祖。赵匡胤当皇帝后，担心宋朝会成为继五代后的又一个短命王朝，为此而彻夜难眠。一天，他问宰相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回答说：“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材料二   北宋建立后，相继灭掉南方的几个割据政权和北方的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离局面。统治者鉴于唐朝后期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历史教训，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维护政权稳定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