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朝商品经济非常繁荣。宋代除了当时最著名的都城汴京，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众多城市因商品经济的发达而成为名噪一时的著名商业城市。据统计，唐代10万户的城市仅11个，北宋则多达40个。宋代城市坊市的格局已经打破，不再像唐代那样商业区和居民区严格分开，城市经营时间也大大放开。除了大城市外，宋代各地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草市和镇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成为商品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形式。宋代海外贸易空前繁盛，不仅超越前朝而且也为后世所不及。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任崇岳主编《中国社会通史·宋元卷》

材料二   明清时代是江南市镇发展繁荣的时期。市镇发展较快的松江、嘉定、太仓一带，是棉花的产地，棉纺织业发达又靠近沿海，利于海上贸易，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吴江的河里、平望，湖州的南浔，都是著名的水乡市镇。这些市镇有的以经营手工业为主，有的以某些行业著称，有的是农副产品的交易市场或产地等。随着市镇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达，明中叶以后，在经济作物和水陆交通发达的地区，先后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工商业市镇。如苏州的盛泽、平望、唯亭，嘉定的南翔、诸翟，湖州的南浔、乌镇等地。这些市镇人烟稠密，街道繁盛，市场繁荣，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且为各地商贾所集，进行大宗交易。

——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

材料一 中国自古即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以至从中央到地方均有专人掌管教化。士人希望统治者贯彻儒家“民惟邦本”的理念，做到轻徭薄赋，使民以时，爱惜民力，为民请命成为优秀士人的重要任务。早在先秦，儒家便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原则， 主张“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中国古代士人的社会批判不少是 直接正面地向君主提出的……概言之，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准则的自觉维护者，中国古代优秀士人从未放弃社会批判的责任。

--摘编自张踢勤《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

材料二 对道德重建进行了思考与探索。康有为在《论语注》中提出了 “德贵曰新” 的思想，主张价值观念变革要适应时代潮流。梁启超在《释“革”》等文中又提出了“新道 德”、“道德革命”的主张，批评“今世士大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新民德”的立意即在进行道德重建、道统重构。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号召冲决“三纲五常”的网罗，成为近代史上首位激烈挑战传统道德的思想家，又致力于重建新仁学体系，重建新时代的道德准则。革命派也提出了“道德革命”、“三纲革命”、“家庭革命”等口号。

--摘编自命祖华《清末新型知识群体: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材料一  唐是继先秦后又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黄金时期。文学艺术门类多样，有诗歌、散文、传记等，其它艺术如绘画、音乐、舞蹈、雕塑等都得到发展；政治文化、商业文化、外交文化都体现出不一样的胸怀，具有辉煌大气之美。文学艺术高度发达，诗歌类型多样、内容扩大，小说上产生了唐传奇，开拓了后世文学的道路；书法出现了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这些榰书大家，他们所创立的书体成为后世汉字的主要形态——正楷。唐代各类文化艺术融江了之前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文化交融的成果，大胆吸收了周边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

——摘编自百度文档

材料二  （宋代）儒学方面兴起了后来被称作家学融汇了之朱子学的新儒学；文化方面，在古文复兴的同时，口语文学也兴盛起来；印刷术得到了空前发展而且发行的书籍不仅仅是儒家经典，还有历史书、请文集等。在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科学书籍的出版发行。从科技和文化看宋朝是“现代的拂晓时分”。

——摘编自《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从孕育到成熟，华夏旧文明跨越2000年，和同期的其他古代人类文明一样，都属于神权与王权合一、宗教主导的社会。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历史将充斥族群壁垒、杀戮与献祭。但周灭商后，以杀戮和人祭为特色的华夏旧文明戛然而止，取代它的是周公营造的新华夏文明。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在3000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控，成为一个“异类”。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到今日。

——摘编自李硕《翦商》

材料二   许多海外汉学家在论及中国宋代时，似乎特别喜欢使用“革命”之说，比如英国汉学家伊懋可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经济革命”，包括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和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也提出“宋代经济革命”说，并列举了宋代的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迁。《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美国学者郝若贝则认为宋代中国出现了“煤铁革命”。仿佛不用“革命”一词，不足以强调宋代文明与之前时代的深刻差异。自从日本的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在19世纪末率先提出“唐宋变革论”以来，宋代的近代化色彩一直是海外汉学家讲述宋朝历史的最重要母题。

——摘编自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材料一 （北宋）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管军事）、提举常平（管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四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有安抚使用武人。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北宋）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二万多户，囊括米、盐、茶等各类商品贸易。号称“正店”的大酒楼有七十二家，兼具饮食与商品贸易的多种功能，作为商人验看商品质量、商定商品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酒楼、茶坊与娱乐场所瓦子，都通宵营业。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

——摘编自［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一 宋初（980年）全国人口只有三千五百四十万。此后的一百余年，人口迅速增长，到12世纪初进入峰值阶段，当时在北宋、辽、西夏、大理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一亿四千万。人口增长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传统农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新发展，中部和南部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相应增加。如果说，各类耕地的开垦，例如淤田、山田、圩田等的出现，是一种外延式的发展；那么，南方地区讲究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经营，便是更为重要的内涵式发展。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在这一时期不仅种植区域扩大，而且耕作技术与经营方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 唐朝的长安是一个棋盘状的封团结构，纵横相交的街道形成许多由围墙封闭起来的居民区—一“坊”，商业区也封闭在“坊”的区域内，这就是“东市”和“西市”。这种封闭性结构在宋朝的开封被打破了，为都市增添了繁华的商业气息与市井色彩。开封城的街道互相连通成街巷网络，把商业区与居民区交织在一起。在许多交通便利的街巷中，行市、酒楼、茶坊、食店、瓦子（娱乐场所）等连成一片，形成摩肩接踵、昼夜喧阗的商业长廊。街道两旁随处可见各类商店的招牌幌子：“王家罗锦匹帛铺”“刘三叔精装字画”“孙羊店”之类丝绸店、裱画店、饮食店，以及亵华的招商旅馆等。当时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二万多户，其中六百四十家资本雄厚的商户，分别属于一百六十行，囊括米、盐、茶等各类商品贸易。号称“正店”的大酒楼有七十二家、兼具饮食与商品交易的多种功能，作为商人验看商品质量、商定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此外还有三干家称为“脚店”的小酒楼。名闻遐迩的东京相国寺庙会集市，各地来的商品琳琅满目。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商业气息的浓厚，表明这一时期的商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