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07年，中国水下考古部门和广州打捞局合作，将“南海一号”沉船打捞出水。截至2019年底，船货已提取完毕。沉船长22.15米，宽9.85米，舱深2.7米，属于远洋贸易船。全船用舱壁板进行分隔，共分为15个货舱。船货品类丰富，而以瓷器、铁器为大宗，瓷器以德化窑、磁州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的产品最为多见。此外，还有漆木器、金银器、金叶子、银锭、铜钱及大量的个人物品，如戒指、手镯、臂钏、项链等，以及动植物残骸、矿石标本等。另据最新的样品检测数据，“南海一号”上已经发现丝绸遗留的化学成分。据出土文字材料，该船的年代当在12世纪末。
——摘编自姜波《港口、沉船与贸易品》
(1)材料中的“南海一号”作为史料，可以用来研究(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南海一号”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五代承唐，仍有书院的创设，但和唐一样，数量少、规模小，仅仅是书院发展的最早期形态。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发展和成熟期。承前启后，上承唐代，下启明清，书院在这一时期成为一个普遍性的教育组织。书院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育理念和教育风格等都日益完善和规范。宋元书院教育注重明辨义利的价值观，强调以义为本，义以导利，要求见利思义。同时书院在教育思想中是以社会群众为价值主体，即要求个人始终把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以社会整体利益制约个人利益。课程设置上大都把以“四书五经”的经学作为德育课程的主体，同时重视学术争辩和学术交流，允许不同学派进行讲学，体现学术自由……宋元之际，虽然朝代变更，宋元分属不同政权，但对书院在教化民众，从而稳定家族，并最终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都有着相同的认识。因此，宋元统治者都极为重视通过书院对民众进行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教化，并尽量把两者结合起来，把统治者的统治意愿转化为被统治者的自觉要求。
——摘编自李强《简论宋元时期的书院教育及启示》
材料二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重新拟定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这些文件统称《奏订学堂章程》。颁布后，在朝野的合力推动下，新式学堂高速发展，规模急剧扩大。新式学堂取代学校、书院、学塾，最终成为定局。传统风俗教化也转变为社会教育，普及识字，推广新知。而全盘接受西式教育体制及其知识系统，导致中国的知识体系前后两分。因操之过急，以及官绅趁机渔利，期间也出现名实不符等诸多弊端，加重了民众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各地毁学风潮此起彼伏。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宋元时期书院教育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元时期书院教育发展兴盛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式学堂存在的弊端。
材料一 从孕育到成熟，华夏旧文明跨越2000年，和同期的其他古代人类文明一样，都属于神权与王权合一、宗教主导的社会。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历史将充斥族群壁垒、杀戮与献祭。但周灭商后，以杀戮和人祭为特色的华夏旧文明戛然而止，取代它的是周公营造的新华夏文明。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在3000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控，成为一个“异类”。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到今日。
——摘编自李硕《翦商》
材料二 许多海外汉学家在论及中国宋代时，似乎特别喜欢使用“革命”之说，比如英国汉学家伊懋可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经济革命”，包括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和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也提出“宋代经济革命”说，并列举了宋代的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迁。《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美国学者郝若贝则认为宋代中国出现了“煤铁革命”。仿佛不用“革命”一词，不足以强调宋代文明与之前时代的深刻差异。自从日本的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在19世纪末率先提出“唐宋变革论”以来，宋代的近代化色彩一直是海外汉学家讲述宋朝历史的最重要母题。
——摘编自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为“商周之变”撰写简要的名词解释。(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唐宋变革的特点并选取两个层面的史实对“唐宋变革”予以说明。
材料 中国的历史不管怎么朝代更迭，它都有一个内核没变，这就是地理。地理相对历史而言，它的变化极小，而中国的地形又很特殊。不管几千年的历史如何风云变幻，争斗的目标都是围绕着几个大的地理单元。这几个大的地理单元大致划分为荆州（荆襄）、关中、江南（江东）、山西、河北、中原、山东、两淮、巴蜀、百越、云贵、河套、河西走廊、西域、塞北（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等。如果仅就几个核心地区而言，它们恰好呈“井”字形分布。（如图所示）
——摘编自李不白《透过地理看历史》
选择一个地区，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以具体史实阐述该地区对于中华文明发展的贡献。（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清晰）材料宋元时期，社会文化重心下移，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小说集《夷坚志》中出现的一大批儿童人物形象就是当时社会变迁的折射。
形象一：孝敬父母的儿童形象。六岁的宜哥为了母亲不受产乳之苦，虔诚念诵佛道二经，“每以清旦，各诵十遍。仰天焚香，输写诚恳”，两年之后其母病惠遂绝，该故事彰显了孝道的观念。
形象二：走街串巷的儿童形象。儿童成为流动性的小商贩，他们走街串巷，吆喝叫卖，卖豆小儿、卖鞋小儿就是现实儿童参与经商的缩影。
形象三：遭遇恶报的儿童形象。一幼女嗜饼，“每食时，但取其中有糖及麻者咀之，而弃其图”，后“震雷击之，堕地死”，整个故事宣扬了恶习有报的观念。
—摘编自姚海英《宋元社会生活的形象透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依据小说集《夷坚志》中塑造的一个或多个儿童形象，拟定一个符合宋元时期社会变迁的主题，并对该主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主题鲜明，持论有据，逻辑严密，结论明确。）
材料一 （西汉）楚越之地，地广人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不待贾而足……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摘编自《史记·货殖列传》
材料二 至于元嘉末……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百姓）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关门），盖东西之极盛也……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今陕西户县北），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摘编自《宋书》
材料三 自唐朝中叶以来，南方的经济实力渐渐超过北方。北宋在经济上对南方依赖明显，户口分布南多北寡的格局也已定型。北宋灭亡，大批中原人口南渡，进一步奠定了南方的经济重心地位。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仓，谚语称“苏湖熟，天下足”。
南方经济发展带动了文化的进步。北宋时，南方人在全国统一的科举考试中优势明显，后来朝廷被迫对北方地区的考生单独分配录取名额。自南宋起，江浙一带尤其成为人才集中的地区。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2022年7月第3次印刷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我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江南地区经济得以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给当地带来的影响。
材料 《宋史·舆服志》载；宋初“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真宗时，对于朝中服饰，“不惟士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竞相仿效。哲宗至徽宗时，张耒在《柯山集拾遗·衣冠篇》中指出，当时胥徒的冠服与知州、县令相差无几，公卿大夫与武官、技术官的衣冠没有太大区别。南宋人梁克家在《淳熙三山志》中记载：以前闽地风俗是“自缙绅而下，士人富民胥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超越等次）”；三十年来却“渐失等威”。对此，朱熹讲“衣服无章，上下混淆”。
——摘编自郭学信《试论宋代世风的时代特征》
(1)根据材料，概括宋人服饰体现的价值取向。(2)结合中国古代史知识，对材料中某一价值取向进行阐释。
材料一 下图是为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南宋《虎溪三笑图》，展现了庐山东林寺主持慧远（334-416年）在同挚友陶渊明（365-427年）陆修静（406-477）欢聚以后，出寺门同二人告别的场景。画面中，三人因为谈兴甚浓，不知不觉走过了“虎溪”，瞬时，守山虎大吼，三人惊觉，倏尔会心大笑。
南宋《虎溪三笑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摘编自《<一团和气>宪宗画西域藏图揭传承》
材料二 历代以“虎溪三笑”典故为题材的绘画作品（部分）
| 时代 | 名称 | 作者 | 画作特点 |
| 南宋 | 《三高游赏图》 | 梁楷 | 画面背景极为简化，画面简洁明了，显示了“边角之景”的时代绘画风格 |
| 元初 | 《虎溪三笑图》 | 颜辉 | 提倡遗貌求神，以简逸为上，追求古意和士气，重视主观意兴的抒发。 |
| 明代 | 《三笑图》 | 释担当 | 背景描绘用笔寥寥，人物描绘“宁拙勿巧，宁丑勿媚”，注重情感的宣泄。 |
| 乾隆时期 | 《虎溪三笑图》 | 陆吉安 | 技法兼有西方影响，作风工整细密，而无新意。 |
——摘编自秦淑芳《从历代同题创作
——〈虎溪三笑图〉的艺术特色看其创作风格流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该作品的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一个时期作品的特点进行合理的历史解释。
材料一：宋朝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已经生长出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随着商业发展，宋代商人的地位上升，朝廷允许商贾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商人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交游权贵、为婚姻铺路，“不顾门户，直求资财”成为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宋代时常发生榜下择婿，富商及高官争相择新科进士为婿，新科进士也愿意成为商人女婿。
——摘编自张其凡主编《中国大通史》
材料二：10—13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纷乱复杂、民族大交融的时代，汉民族又一次进入蜕变期，而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十分活跃，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尤以辽、西夏、金为代表。面对境内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被统治对象，游牧民族旧有的统治方式无法适应新的需要。因此，不同程度地汉化和借鉴、采用中原政治文明巩固自己的政权成为各民族政权不二的选择。
——摘编自魏淑霞《辽、西夏、金民族政权的汉化探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社会观念的变化，同时谈谈影响社会观念变动的因素有哪些？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10—13世纪是民族大交融的时代”进行阐述。
材料一 唐末五代时期文学家李殊著《海药本草》一书，其中收录了50余种香药，大部分都是由阿拉伯商人从海路输入中国的，包括龙脑香、乳香、苏合香（返魂香）、丁香、小苗香、没药等。《宋史》中记载异域香料的文字多达200处，约30余种。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宋廷在各主要外贸海港设置了市舶司，专党海外贸易。其中，广州香料贸易占进出口贸易的首位，出现了专门从事香料贸易的“香舶”。其次是泉州，每年进口香料10万公斤以上。1974年，水下考古工作者在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沉船中发现了降真香、沉香、檀香等香料4700多斤。
一一摘编自苏生文，赵夷《中国古代的香料贸易》
材料二 16一19世纪初，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东南亚大部分香料都销往中国。中国、欧洲和东南亚商人都忙于香料贸易。“明代和泉州安平商人经常把从国外进口的胡株、木香等运往南京、，苏、杭、临清、川陕.江、广等处售卖。”荷兰人循着葡人的踪迹来到东方，与中国进行三角贸易，这种贸易包括用东南亚的各种香料换取中国商人的茶叶。而伦敦商人计划用他们的货换取印度的棉布，再用棉布换香料，从而建立三角贸易，进而减少从英国出口贵金属。从1749年到1838年进入广州港的外国商船有5390艘，其中英国商船数量最多，美国商船次之。经广州港合法出海贸易到南洋的船只每年有30多舰。香料盈利尤多，交税也相应较多。
一一摘编自严情《冲突与调适:16一19世纪广州口岸的中外香料贸易》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时期与明清时期中外香料贸易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6～19世纪中外香料贸易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