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粮食作物的主要分布区，史前时期，粟是黄河流域分布最广的粮食作物，裴李岗文化、马家窑文化等遗址都发现过粟。黍的分布与粟相当，是华北地区与粟共存的一种农作物。稻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种植面积十分有限。
商周至春秋时期，稻成为仅次于黍、粟的主要粮食作物，郑州白家庄商代早期遗址曾发现过稻壳的遗存。小麦从西亚传入并在黄河流域种植，甲骨文中多见“麦”字，战国秦汉时期，关中地区修建的郑国渠、白渠、龙首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大为改善了当地的灌溉条件，小麦成为仅次于粟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在水利条件优越的地区已经大量种植，较以往有明显改变。
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黄河流域小麦和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这一时期域外传入的新粮食品种高粱、荞麦种植范围逐渐扩大，其中荞麦因抗秋寒低温、生长期短的特点，在南北各地广泛种植，明清时期，稻、麦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自然环境变化，黄河流域水稻种植面积明显缩小，同时小麦因灌溉技术的提高，替代黍、粟成为北方主要粮食作物。但这一时期粮食作物种植最明显的变化，则是以玉米、甘薯、马铃薯为代表的农作物的传入，它们因具有高产、耐瘠、耐旱涝的特点，广泛种植于原来不适宜稻、麦生长的地区，全面改变了原来农作物种植结构与组合形式。
——摘编自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黄河流域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黄河流域外来农作物传入的影响。
材料一 宋元时期，民间通俗文学得到空前发展。对于宋元话本小说的出现，鲁迅这样评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宋代话本小说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以文言文为文学语言的传统，在中国小说史上首次将民间的语言作为小说的语言进行创作，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此外，在人物塑造上，宋代话本小说不再以非凡人物为主，而是以平凡人物作为主要的塑造对象，这是中国小说进一步亲民化的标志。另外，宋代话本小说采取的是在“说话”这样的场景里展开故事的叙述方式，这样的叙述方式后来成为白话小说的经典叙述方式。
——摘编自任莹《宋元话本小说的文体形态与繁荣经济下的市民文化》
材料二 明末清初，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在深刻地改变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风气及生活状态的变革，人们的生活情趣与生活选择较以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使得明清社会的民俗生活空间得以不断拓展而变得非常广阔。话本小说创作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了十分繁荣的局面，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优秀话本小说集基本都出现在这一时期。
——摘编自张俊福《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之民俗性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元时期话本小说的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宋元时期和明末清初话本小说发展的共同因素。
材料宋元时期，社会文化重心下移，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小说集《夷坚志》中出现的一大批儿童人物形象就是当时社会变迁的折射。
形象一：孝敬父母的儿童形象。六岁的宜哥为了母亲不受产乳之苦，虔诚念诵佛道二经，“每以清旦，各诵十遍。仰天焚香，输写诚恳”，两年之后其母病惠遂绝，该故事彰显了孝道的观念。
形象二：走街串巷的儿童形象。儿童成为流动性的小商贩，他们走街串巷，吆喝叫卖，卖豆小儿、卖鞋小儿就是现实儿童参与经商的缩影。
形象三：遭遇恶报的儿童形象。一幼女嗜饼，“每食时，但取其中有糖及麻者咀之，而弃其图”，后“震雷击之，堕地死”，整个故事宣扬了恶习有报的观念。
—摘编自姚海英《宋元社会生活的形象透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依据小说集《夷坚志》中塑造的一个或多个儿童形象，拟定一个符合宋元时期社会变迁的主题，并对该主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主题鲜明，持论有据，逻辑严密，结论明确。）
材料一 汝窑的天青、官窑的灰蓝、定窑的粉白、哥窑的米黄、钧窑的玫瑰紫，这些醒目的颜色是宋瓷中五大名窑的标志性成色，也是中国瓷器史上令人难忘的“年代秀”。宋元时期，瓷器成为继丝绸之后中华文明新的物质象征。
宋朝五大名窑的瓷器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等
材料二 明朝后期，以景德镇为例，制瓷业规模很大，有官窑约五十八座，民窑达九百座。瓷窑内部已有很细的分工，有陶工、匣工、土工之分，有利坯、车坯、釉坯之分。镇内佣工每日不下数万人，其中一部分人在民窑内劳作，工资是按日以白银计算的。民窑生产的瓷器是为了售卖，有着广阔的国内外市场。
——整编自邓广铭等《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分析宋朝制瓷业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明朝后期制瓷业相较于宋朝的突出发展，并加以简要评价。
材料一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代表人物的活动分布和思想主张
图1
材料二 宋明理学家的籍贯分布和主要思想主张
图2
材料三 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演进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也可称为三次价值革命。第一次是传统价值观的形成期，即从远古到周礼的确立；第二次是传统价值观多元发展与同构期，即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至董仲舒整合成为天人感应神学的价值变革；第三次是传统价值观的震荡与复归期，即从魏晋价值震荡经隋唐三教互补、三教合流至宋代整合成为理学。从北宋至明代中叶处于封建社会后期，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价值取向的价值观念体系得以营建，但它不是对“三纲五常”为核心价值观念体系的简单继承，而是一种上升的发展，即在儒释道价值观念的进一步融合发展过程中，实现了由外在的行为规范向内在的伦理道德的重大转折。……厘清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发展历程，目的在于归纳与总结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演进特征，以深层次把握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演进规律。
—摘编自谢霄男、李净《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演进历程、特征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上述思想领域界发生的两次重大变革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并指出思想变革过程中地理分布格局演变的趋势。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演变的特点及历史影响。
材料一 一般认为，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兴起开始于10世纪后期。其实9世纪时，意大利的一些和东方贸易有关的城市已然兴起。11世纪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日益发展，西欧各地不断有新的城市出现。许多城市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者脱离农村与商人集居而成的。还有一些城市是由封建主、教会、国王主导建立的，他们希望得到货币，而获得货币的手段之一是向城市索取。
——摘编自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
材料二 长安是隋唐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唐代后期，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长江流域的扬州、益州，沿海地区的广州、明州、泉州迅速崛起，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尤其是扬州和益州，富甲天下，时称“扬一益二”，其经济地位实际上已经超过长安和洛阳。宋代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市民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他们要求用文艺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话本和戏曲就成了反映市民生活的新样式。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宋时期城市职能和城市分布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宋时期城市发展的影响。
材料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屯溪人，清代中叶徽派代表人物。其治学博广，为一代通儒和宗师。戴震强调情欲天然合理，要求“遂民之情，达民之欲”。他主张“理存于礼”和“礼理合一”，“人伦日用，圣人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权之而分理不爽，是谓理”。戴震认为“情之不爽失为理”，努力使情与理达至平衡。在伦理思想方面，他认为人“有欲、有情、有知”，这是人的本性，否定情欲，也就否定了“人之为人”。戴震的礼乐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袁建军《戴震礼乐思想的内涵及其学术意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戴震的礼乐思想和程朱理学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戴震礼乐思想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流传着以嫦娥奔月为代表的“飞天”神话，同时也有很多飞天的尝试。《汉书·王莽传》记载，当时有人使用鸟羽制成两只人工翅膀捆绑在身上，再装上环钮等器件，弹地而起后飞了数百步。宋代，拥有了更加强大的技术手段——火箭，借助火药燃烧向后喷火所产生的反作用力，箭可以飞得更远。明代，中国的火箭技术更加发达，出现了原始的两级火箭——火龙出水。火箭的发明，给人们遨游太空的梦想带来了新希望。据一些西方文献记载，明朝初年，一位叫做“万户”的官员做了一次“飞天”试验。他将47支火箭和两只风筝绑在椅子上，点燃火箭试图飞向天空，但是飞天椅最后摔到山坡下，他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万户的勇敢精神受到人们的肯定和敬仰，他也被认为是“试图利用火箭作为交通工具的第一人”。
——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2年第17期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敏锐地看到了航天科技工业在国防建设、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对科技进步、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创立了中国的航天事业，这是确立我国大国地位的基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把发展航天技术纳入“863”计划。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并确立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先后突破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用不到30年的时间跨越了发达国家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摘编自林溪《中国“飞天简史”：从梦想到现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内容，概括中国古代飞天梦的探索，分析万户飞天尝试的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内容，简析新中国航天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原因，并谈谈这一发展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由于统治者和社会经济（医药、染色、制瓷、调味等行业）对香料等货物的需要日益增加、国际贸易使宋王朝获巨额收入、陆上通道阻塞和造船业技术发展，宋政府一直重视发展海上贸易。宋太祖开宝四年（963年）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后又先后设置了杭州、明州、泉州等八个市舶司，对商舶货物进行抽解和征税等。当时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数十个，进口货物在400种以上，宋王朝在海外贸易方面的收入不断增加。宋英宗治平（1064-1067年）时，年收入为63万贯，宋高宗绍兴（1131—1161年）初，年收入增至200万贯，占当时全部收入的1/20。宋代及其以后，海路已经取代陆路而成为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海外贸易的进口货物以香料、药材为大宗，出口货物以瓷器、丝织品为主，这条海上通道可称为“陶瓷之路”。
——摘编自王嘉《两宋海外贸易发展的社会基础》
材料二 唐前期，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进行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田租），有家则有调（纳绢布等），有身则有庸（每丁每年服力役二旬，若不服役则纳布帛等代替）”。庸和调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唐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
公元780年，唐期推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开支所需为总额，所谓“量出以制入”。所有民户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等高低交纳赋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欲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每户负担并未增加，但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对户口的掌握也更为准确，“天下便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三 北宋之初，宋太祖鉴于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的教训，认识到了藩镇割据的危害性，对节度使“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逐步收回了节度使的权力，由中央直接统辖州、府、军、监。这样，宋初的政府层级体制实际上又变成了州县二级制。但由于州、府、军、监数量过多，中央政府管理幅度太大，需要对管理层次进行调整，于是又在州、府之上增设转运使提刑按察使、安抚使和提举常平使，这些“使”的管辖区域也称为“路”。当然，宋朝设立的“路”并不是一级行政区，而是中央在地方的派出机构。各路官员均由皇帝直接任命，对皇帝负责，彼此互不统属。各种“使”只是在财政、刑罚、监察、仓储等方面分别履行某种单一职能，他们所管辖的“路”在区域划分上也并非彼此一致。故宋代的路只是介乎行政区域监察区之间的一种安排，而不能作为一级完整的实体政府切实地控制一个地方。从权力的分配来讲，可以把宋代的这种“条块结合”的政府层级体制称为二级半制或虚三级制。
——摘编自《地方政府层级改革研究》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两税法改革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地方管理措施所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 ①据有关文献记载：宋朝自成立之初，就鼓励对外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载着中国商人航行在南海上的中国船只，取代了南亚和西南亚的商船。……开封是个更加商业化的城市，主宰居民生活的是昼夜开放的市场，而不是宫廷和政府机构。多层房屋矗立街头，并无墙环绕，这些房屋多用于出租。 |
②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
材料二 宋代政府把商业看成是国家财政的巨大宝库。对于国家而言，一味地压制商业，只注重农业的发展同允许商业有一定发展，给商人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以获得高额商业利润相比，后者更能适应处于转型时期的宋代社会的发展。民间商人阶层已崛起成为整个宋代社会中一支重要而又最具活力的社会力量。大大便利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从而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商业资本，也由此而直接导致了国家商税的不断增加。
——摘编自冯葚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
(1)从材料的呈现方式上，分别指出材料一中①②史料的类型，简要说明上述材料印证了宋朝商业发展的哪些史实。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宋代经济政策发生变化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