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统一南方后，于971年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以后，宋朝政府又在杭州、明州设置市舶司，它们与广州市舶司合称“三司”。《元丰市舶法》的颁布更加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外商人往来频繁，商品交易量大增，市舶收入随之增加。

——摘编自霍贺《浅析宋代的对外贸易》

材料二  隋唐时期，士族阶层在政治上已经衰落，但重视家庭背景的门第观念仍然十分流行。到宋朝，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时人概括这种变化为“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由于统治者和社会经济（医药、染色、制瓷、调味等行业）对香料等货物的需要日益增加、国际贸易使宋王朝获巨额收入、陆上通道阻塞和造船业技术发展，宋政府一直重视发展海上贸易。宋太祖开宝四年（963年）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后又先后设置了杭州、明州、泉州等八个市舶司，对商舶货物进行抽解和征税等。当时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数十个，进口货物在400种以上，宋王朝在海外贸易方面的收入不断增加。宋英宗治平（1064-1067年）时，年收入为63万贯，宋高宗绍兴（1131—1161年）初，年收入增至200万贯，占当时全部收入的1/20。宋代及其以后，海路已经取代陆路而成为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海外贸易的进口货物以香料、药材为大宗，出口货物以瓷器、丝织品为主，这条海上通道可称为“陶瓷之路”。

——摘编自王嘉《两宋海外贸易发展的社会基础》

材料二   唐前期，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进行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田租），有家则有调（纳绢布等），有身则有庸（每丁每年服力役二旬，若不服役则纳布帛等代替）”。庸和调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唐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

公元780年，唐期推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开支所需为总额，所谓“量出以制入”。所有民户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等高低交纳赋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欲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每户负担并未增加，但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对户口的掌握也更为准确，“天下便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三   北宋之初，宋太祖鉴于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的教训，认识到了藩镇割据的危害性，对节度使“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逐步收回了节度使的权力，由中央直接统辖州、府、军、监。这样，宋初的政府层级体制实际上又变成了州县二级制。但由于州、府、军、监数量过多，中央政府管理幅度太大，需要对管理层次进行调整，于是又在州、府之上增设转运使提刑按察使、安抚使和提举常平使，这些“使”的管辖区域也称为“路”。当然，宋朝设立的“路”并不是一级行政区，而是中央在地方的派出机构。各路官员均由皇帝直接任命，对皇帝负责，彼此互不统属。各种“使”只是在财政、刑罚、监察、仓储等方面分别履行某种单一职能，他们所管辖的“路”在区域划分上也并非彼此一致。故宋代的路只是介乎行政区域监察区之间的一种安排，而不能作为一级完整的实体政府切实地控制一个地方。从权力的分配来讲，可以把宋代的这种“条块结合”的政府层级体制称为二级半制或虚三级制。

——摘编自《地方政府层级改革研究》

材料一   在中国思想史上，理欲观始终在不断发展变化。先秦孟子提倡寡欲，用道义来限制人们的私欲；北宋张载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至南宋，政权的偏安一隅，朝廷的穷奢极欲，地方官吏贪贿日盛，社会纲常日渐败坏，使得朱燕推出了一套新的理欲观。其中，朱熹认为“理”是道德本体与原则，而君臣、父子、夫妇则是千古不灭的伦理。朱熹肯定了人之合理的欲望，认为人性本善，但因受利所蒙蔽，违反恻隐之心，以致违背天理，而过度的欲望便是人心之病害，是需要去除的，以恢复本然的合理的状态。

——摘编自马毓璘《试析朱熹的理欲观》

材料二   李贽曾说：“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他所说的“私”是指百姓的自然之欲，并将这种自然之欲等同天理良知，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追求这种物欲则是人们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是人人皆俱的自然属性，追求“富贵利达”是人的普遍本性。私欲正体现了人的真性情，人们追求私利的无限热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满足私欲才能顺应社会的进步。

——摘编自谭兵《两种理欲观的对峙——王夫之批判李贽的根源剖析》

材料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书院，作为教育机构中重要的一环，培养了许多人才。由于书院实行自由讲学，讲求相互辩论，一些名儒往往在书院就各种学术问题展开讨论，这对宋代学术的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书院对学生入学不做限制，一些贫困学生甚至可以寄读，这有利于教育的普及。从中央到地方对教育的重视，使得宋朝各类学校众多，管理规范，既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

——游彪：《宋史：文治昌盛武功弱势》

材料二 15到16世纪，书籍的数量在急剧增长，人道主义者们对古代经典的着迷已经从颠覆性的学术热情发展成具有权威性影响力的举措。当科学威胁到神学至高无上的权威，统治者开始在古代经典理念中寻求对其权力的支撑。图书馆，正在经受着书籍数量和种类的增长所带来的变化，成为各种思想逐鹿的战场。1636年建立的哈佛学院图书馆反映了他的捐赠者的清教徒信念，其中四分之三的书籍是神学著作，大部分是关于圣经的注解和清教徒布道书。在17世纪末皇家图书馆仍是是供国王寻求启迪的古典著作、一些教会文件以及神学政治方面材料的大杂烩。18世纪，英格兰学术界的面貌再次发生变化，异端人士引进校园的科学思想开始在大学占主导地位，位于大英帝国扩张的最前沿的大学，需要稳定的图书供应。1753年，英国议会批准建立不列颠博物馆，英国的国家图书馆正式宣告成立。

19世纪，科技的发展让书籍和其他印刷材料的速度加快，书籍的数量和种类方面大量增加，图书馆从庙宇殿堂变成了市场，从只有少数原稿到拥有源源不断的资源。……1855年，英国议会通过议案，规定用国家税收在人口1万人以上城市建立公共图书馆，自此拉开了公共图书馆运动，这次运动的一个座右铭就是：“人人有书读”。公共图书馆运动横扫不列颠的时期，也正是这里阶级冲突不断、经济恐慌加剧的那些年。图书馆不仅提供了培训的机会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浸润．它们还提供了一种逃避的间隙，提供了休息和反思的契机，最终会激励人们学会关怀和尊重。

——摘编自【美】马修·巴特尔斯著、赵雪倩译《图书馆的故事》

材料一

宋代是印刷术普遍应用时期，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时期。《十三经》和《十七史》的印行，地方史志的编纂，许多数学、工艺、医药和科技著作的问世，大型类书和丛书的编印，都在这一时期。而学术的复兴又促进了学校和书院的兴盛，加之为准备各级考试，使得教本、史籍、韵书、字典等大量印行。

据方志记载，宋代进士姓名可考者有29000人，其中两浙、福建等五路约占82%；宋代印书有地可考者1500种，该五路即占80%。反之，夔州路仅有进士103人，而所印之书只有2种。

——摘编自钱存训《印刷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材料二

明代以前，医学对于传染病学的认识都未超出“伤寒论”的范围。明清两代医药学家，深入研究传染病等热性病发病原因和医疗方法，创立了温病学说，疗效显著。如《震泽县志续》载，乾隆二十一年，“瘟疫遍行，家无不病，病无不危”，名医孙日琏施诊施药，“赖以全活者计千有余人”。又如《相城小志》载，光绪十七年，“疫症盛行，呕泻螺疮起”，龚霞伯以四味中药“遍施之，病立愈，活人甚众”。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