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由于统治者和社会经济（医药、染色、制瓷、调味等行业）对香料等货物的需要日益增加、国际贸易使宋王朝获巨额收入、陆上通道阻塞和造船业技术发展，宋政府一直重视发展海上贸易。宋太祖开宝四年（963年）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后又先后设置了杭州、明州、泉州等八个市舶司，对商舶货物进行抽解和征税等。当时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数十个，进口货物在400种以上，宋王朝在海外贸易方面的收入不断增加。宋英宗治平（1064-1067年）时，年收入为63万贯，宋高宗绍兴（1131—1161年）初，年收入增至200万贯，占当时全部收入的1/20。宋代及其以后，海路已经取代陆路而成为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海外贸易的进口货物以香料、药材为大宗，出口货物以瓷器、丝织品为主，这条海上通道可称为“陶瓷之路”。
——摘编自王嘉《两宋海外贸易发展的社会基础》
材料二 唐前期，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进行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田租），有家则有调（纳绢布等），有身则有庸（每丁每年服力役二旬，若不服役则纳布帛等代替）”。庸和调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唐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
公元780年，唐期推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开支所需为总额，所谓“量出以制入”。所有民户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等高低交纳赋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欲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每户负担并未增加，但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对户口的掌握也更为准确，“天下便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三 北宋之初，宋太祖鉴于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的教训，认识到了藩镇割据的危害性，对节度使“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逐步收回了节度使的权力，由中央直接统辖州、府、军、监。这样，宋初的政府层级体制实际上又变成了州县二级制。但由于州、府、军、监数量过多，中央政府管理幅度太大，需要对管理层次进行调整，于是又在州、府之上增设转运使提刑按察使、安抚使和提举常平使，这些“使”的管辖区域也称为“路”。当然，宋朝设立的“路”并不是一级行政区，而是中央在地方的派出机构。各路官员均由皇帝直接任命，对皇帝负责，彼此互不统属。各种“使”只是在财政、刑罚、监察、仓储等方面分别履行某种单一职能，他们所管辖的“路”在区域划分上也并非彼此一致。故宋代的路只是介乎行政区域监察区之间的一种安排，而不能作为一级完整的实体政府切实地控制一个地方。从权力的分配来讲，可以把宋代的这种“条块结合”的政府层级体制称为二级半制或虚三级制。
——摘编自《地方政府层级改革研究》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两税法改革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地方管理措施所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书院，作为教育机构中重要的一环，培养了许多人才。由于书院实行自由讲学，讲求相互辩论，一些名儒往往在书院就各种学术问题展开讨论，这对宋代学术的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书院对学生入学不做限制，一些贫困学生甚至可以寄读，这有利于教育的普及。从中央到地方对教育的重视，使得宋朝各类学校众多，管理规范，既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
——游彪：《宋史：文治昌盛武功弱势》
材料二 15到16世纪，书籍的数量在急剧增长，人道主义者们对古代经典的着迷已经从颠覆性的学术热情发展成具有权威性影响力的举措。当科学威胁到神学至高无上的权威，统治者开始在古代经典理念中寻求对其权力的支撑。图书馆，正在经受着书籍数量和种类的增长所带来的变化，成为各种思想逐鹿的战场。1636年建立的哈佛学院图书馆反映了他的捐赠者的清教徒信念，其中四分之三的书籍是神学著作，大部分是关于圣经的注解和清教徒布道书。在17世纪末皇家图书馆仍是是供国王寻求启迪的古典著作、一些教会文件以及神学政治方面材料的大杂烩。18世纪，英格兰学术界的面貌再次发生变化，异端人士引进校园的科学思想开始在大学占主导地位，位于大英帝国扩张的最前沿的大学，需要稳定的图书供应。1753年，英国议会批准建立不列颠博物馆，英国的国家图书馆正式宣告成立。
19世纪，科技的发展让书籍和其他印刷材料的速度加快，书籍的数量和种类方面大量增加，图书馆从庙宇殿堂变成了市场，从只有少数原稿到拥有源源不断的资源。……1855年，英国议会通过议案，规定用国家税收在人口1万人以上城市建立公共图书馆，自此拉开了公共图书馆运动，这次运动的一个座右铭就是：“人人有书读”。公共图书馆运动横扫不列颠的时期，也正是这里阶级冲突不断、经济恐慌加剧的那些年。图书馆不仅提供了培训的机会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浸润．它们还提供了一种逃避的间隙，提供了休息和反思的契机，最终会激励人们学会关怀和尊重。
——摘编自【美】马修·巴特尔斯著、赵雪倩译《图书馆的故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书院特点，并简析宋代书院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英国国家图书馆成立的历史背景，并分析19世纪英国公共图书馆运动的作用。
材料一
宋代是印刷术普遍应用时期，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时期。《十三经》和《十七史》的印行，地方史志的编纂，许多数学、工艺、医药和科技著作的问世，大型类书和丛书的编印，都在这一时期。而学术的复兴又促进了学校和书院的兴盛，加之为准备各级考试，使得教本、史籍、韵书、字典等大量印行。
据方志记载，宋代进士姓名可考者有29000人，其中两浙、福建等五路约占82%；宋代印书有地可考者1500种，该五路即占80%。反之，夔州路仅有进士103人，而所印之书只有2种。
——摘编自钱存训《印刷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材料二
明代以前，医学对于传染病学的认识都未超出“伤寒论”的范围。明清两代医药学家，深入研究传染病等热性病发病原因和医疗方法，创立了温病学说，疗效显著。如《震泽县志续》载，乾隆二十一年，“瘟疫遍行，家无不病，病无不危”，名医孙日琏施诊施药，“赖以全活者计千有余人”。又如《相城小志》载，光绪十七年，“疫症盛行，呕泻螺疮起”，龚霞伯以四味中药“遍施之，病立愈，活人甚众”。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等
(1)依据材料一，归纳印刷术普遍应用所产生的作用，指出宋代各地印书种数与进士人数所呈现的关系。(2)依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明代以前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理论来源，明清时期有何新发展？实践效果怎样？
(3)综上，谈谈科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十余年间庞大的军政费用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额财富消耗殆尽，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的势力迅速发展，富商大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史势，以利相倾”。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破产流亡，“背本趋末者甚众”。为此，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国家统一征收、转销、调运货物）平准（国家平抑物价）算缗（对商人、工商业兼营者和高利贷者加征财产税）告缗（对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等。
——摘编自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
材料二 宋代政府把商业看成是国家财政的巨大宝库。对于国家而言，一味地压制商业，只注重农业的发展同允许商业有一定发展，给商人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以获得高额商业利润相比，后者更能适应处于转型时期的宋代社会的发展。民间商人阶层已崛起成为整个宋代社会中一支重要而又最具活力的社会力量。大大便利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从而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商业资本，也由此而直接导致了国家商税的不断增加。
——摘编自冯葚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经济政策调整的特点和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宋代经济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其意义。
材料一 宋代的主要城市
主要城市 | 概况 |
京口（今江苏镇江）、吴江、绍兴 | 兼有纺织业和商业 |
平江（今江苏苏州）和成都 | 纺织业十分发达，又是地区商业都会 |
泉州、广州 | 当时主要的对外贸易中心 |
景德镇和河北曲阳、河南临汝 | 主要陶瓷产地 |
邢台、彭城（今江苏徐州） | 主要冶铁中心 |
陵井监（今四川仁寿） | 主要产盐地 |
鄂州（今湖北武昌） 真州（今江苏仪征） | “盖川、广、襄、淮、浙贸迁之会” 两淮、江浙诸路的主要货物集散地，商税收入之多“不可思议” |
材料二 宋朝对人民生活的若干必需品，如盐、茶、酒、矾、香、醋等，实行征榷制度，即由政府专卖。官府对上述物品的征榷形式不同。有的是交给民户生产，由国家预先贷给生产者一定的本钱，全部产品归国家收购，再由国家销售，或由经榷货务同意的商人销售，如茶、大部分盐、矾等；有的是由国家控制部分产品的销售。农产品不在征榷之中。农产品主要包括粮食、茶叶、蔬菜、水果等，以及部分布帛或丝和麻。不同农产品流向城市的方式有所不同。粮食和布帛在农产品中所占的比重最大，且产地分散。农户大都将多余的粮食运到附近的墟市或镇市上出售或在行铺交换其他物品，行铺汇集到一定数量后再贩运到邻近城市乃至地区性经济中心城市，有相当一部分粮食（主要是米）还要由东南地区等主产地远途贩运到首都。多余的布帛也多在墟市或镇市上出售或交换。多余的丝、麻则被农户拿到镇市上卖给机户，或由商贩收购后卖给机户；机户织成布帛后再由商人收购贩运到城市。而茶叶和水果等往往集中于特定的地区，由商人贩运到全国各地销售。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宋代城市的主要类型。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工商业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唐朝统一全国以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发展到高峰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粮价越来越便宜。开元十三年（725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州）、齐（州）五钱，栗三钱”。此后直到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有户615万多，人口3714万。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户数增至891万多，人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人口统计数的最高值。经过劳动人民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耕地面积也大幅度增加，据估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摘编自陈秀平、欧阳庆芳《隋唐时期农业立法及农业发展状况浅析》
材料二 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土地的开垦，宋太祖到宋真宗之间约40年的时间里，新垦土地增长了1倍，达到了约3498万公顷。“土狭人稠，田无不耕”“虽晓确之地，耕耨殆尽”。宋代法律对土地的保护日趋完善规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土地的大量开垦和土地权属的确定，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北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颁行了《农田水利法》，鼓励百姓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修复了一些汉唐以来所废弃的陂塘、堤堰、沟渔，农田产量大大提高，农业经济一度繁盛。宋代农耕技术的提高和农具的改进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业发展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倾向和人口的增长。
——摘编自杨楚昕《宋代农业经济繁荣的原因探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促进唐宋农业发展的共同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农业发展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农业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
材料一 北宋的局部统一，使南北粮食品种得到交流。宋太宗曾令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谕百姓种植北方的粟、麦、黍、豆等作物，由淮北提供种子；江北各州则学习南方广种水稻，并免其租。此后，河北、河东，京西、京东等路，都逐渐推广种稻。宋真宗时，下令将从越南引进、原在福建种植的占城稻，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占城稻成熟早，抗旱力强，“不择地而生”,水稻的种植面积。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元代实现了南北统一，使农作物交流更加广泛。江北的粟、麦、黍、豆向南方进一步推广，南方的水稻也继续向北方推广。水稻远远超过其他作物而成为元代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在北方地区，甚至在元中后期经济发展衰频的情况下，还在以大都为中心的地区大量栽培，且“岁常大稔(丰收）”。伴随着水韬种植的推广，土地的开垦面积增加，尤其是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开发范围不断扩大，主要为圩回、梯田、淤田、涂田、湖田等的垦辟。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末粮食生产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元粮食生产发展的趋势及意义。
材料一西汉时，江南地区还处于地广人稀、农业落后的状况。但到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水稻亩产量从西汉时期的四石升至东汉时期的约六石。据考古资料显示，湖南、江西等地出土了大量东汉时期的陶罐、陶仓等物品。江南郡县明显增多，垦田多辟，耕地面积扩大。广大农民辛勤耕作、农业劳动力资源增加、汉越民族交融和共同开发、相对较好的自然条件以及铁农具广泛使用，成为此时江南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虽然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水平仍远低于北方，但还是为后来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作了一定的准备。
——摘编自夏时华《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若干原因探述》
材料二北宋立国后，太祖、太宗及其继承者通过强化地方官员劝农督导职责、推广优良品种废除苛捐杂税等措施重点发展东南经济，这促使当地农业飞速发展。随着麦、粟等旱地作物在南方的推广，东南“专种粳稻”的种植制度得以改变，农作物种植范围得到扩大。东南地区农民利用平原、丘陵山区的各种不同地理条件，开辟出经济作物的专业经营区域。因东南地区民田十之八九种稻，水稻产量大幅度提高，从而使水稻的总产量超过了粟、麦而跃居全国首位。
——摘编自叶依能《宋代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农业政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汉江南农业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东汉相比，宋代南方农业发展的不同之处，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两汉农村市场的兴起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小农的生产条件对社会依赖程度增加，他们为提高生产率，购置铁农具和大型牲畜等，不得不仰求于市场……农民当时虽属自给性生产，但在农副业及家庭纺织等方面，仍有部分剩余劳动产品的增长，使他们交换能力扩大……农村涌现出了一批工商业者，如当时有专门铁匠、“贩盐”者、“屠狗”者、“开酒家”者等，这各色人物的经营范围，有助于丰富农村市场的商品内容……小农追求富裕的思想，也具有为价值而生产的支配意识，在“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黄今言《秦汉商品市场的层次结构与发育状况》
材料二 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辅，而非求以相病，则良法美意，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哉……官民农商，各安其所而乐其生，夫是以为至治之极。
——（宋）陈亮《四弊》
材料三 中国古代的城市与商业一贯发达，但中国的商业与城市一向都是在体制内发展的，受社会主流体制的节制与约束。商人与社会上的其他成员同流，并不具备超主流体制的特殊身份。……而且，历朝历代都有非常强大的官办商业，这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中国的城市主要不是起商业功能，而是起政治功能，是中央政府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
——钱乘旦《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东方普遍性与西方特殊性》
（1）据材料一，概括两汉农村市场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2）材料二反映的主要经济观点是什么？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作者提出此观点的原因。
（3）据材料三，概括指出阻碍中国古代城市商业发展的因素。
①节奏感强，形式更为自由，便于抒发感情
②对仗工稳，句式齐整，适于言志和述怀
③能和乐歌唱，贴近市民生活，群众基础广
④不断变革、创新，风格多样，佳作迭出
| A．①②③ | B．①②④ |
| C．①③④ | D．②③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