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司马迁认为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求利致富，另一种是享乐。第一种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种本能是要牺牲财富换取一切。司马迁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应当顺应自然，使人类能够发挥上述两种本能，这样社会才能富裕安定。司马迁认为政府经济政策的上策是顺其自然，对经济活动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最后才是用刑罚的方法说服人民；下策是与民争利。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中国千百年来对“富裕”采取否定的态度，耻谈富裕，耻谈经济；但司马迁对这一问题持反对态度，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衣食充足的社会，公众讲求礼节，热心公益；一个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

——摘编自袁贞《西汉时期桑弘羊与司马迁经济思想之浅议》

材料二：宋代诗词与商业变革

材料三：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得海禁政策相比明初实行时更不符合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嘉靖倭乱”发生后，明朝严行海禁并废除了市舶司，这使得番商失去了合法的贸易渠道，大兴走私贸易。海商也逐渐转为了海盗，“虽概称倭夷，其实多编户齐民也”。福建巡抚谭纶奏称：“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凡也，大抓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若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引为盗也。”中央政府中也有很多同谭纶持相同观点的大臣，明朝上层最终开始考虑更适合实际情况的政策。1567年，明穆宗宣布在福建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海”。“隆庆开海”带来了海上贸易的繁荣，朝廷也越来越重视海澄舶税对国家的重要作用，这是除了维持稳定海疆以外的又一重要好处。因此，明朝政府制定并不断完善海澄舶税的制度，以官方政策的形式将税收分类并固定下来，这为中国开启海洋贸易国际化奠定了政策上的基础。

——摘编自薛振威《16世纪中国海外贸易思想变革——以隆庆开海为例》

材料一 宋代农村经济较以前虽有所提高，但在广南西路、荆湖南路等广大地区，既不知积肥施肥，也没有水利灌溉工程。荆湖南路的西岸地区，“每欲布种时，则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种其间，盖史谓‘刀耕火种’也”。在许多地区，“百家为村，有食者不过数家，贫破之人十常八九”。另外，宋政府财政吃紧，急于敛财，往往拿商人开刀，特别是活动在农村的中小商人，更成为其苛敛的对象。

——摘编自全晰纲《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等

材料二 1933年5月，国民政府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开始进行农业建设运动。在农村复兴委员会大力倡导下，国民政府裁废苛捐杂税5200多种。面对灾荒，政府用“灾民之壮者”修路、垦殖，并十分重视灾后的防治。1934年，行政院设计《农村合作社章程》，推动农民之间的合作，规定“凡制肥、选种、改良农作方法、活泼农业金融、流畅农产品运销，悉以合作社为指导，并改进之。”通过该运动，加强了政府通盘筹划的能力。

——摘编自王军《南京国民政府农业建设研究》等

材料三 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改革，是在农民的探索与地方开明领导人的支持与相互推动中开始的，粮食等农产品的爆炸式增长，坚定了决策者的信心，最终形成全国性政策。1984年邓小平考察江苏，当地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使他看到了乡村振兴与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希望，他在会见外宾时曾说：“农村改革见效鼓舞了我们，说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

——摘编自萧冬连《从计划到市场：突破如何成为可能》等

材料一：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产生的根源，礼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礼”是内容，“乐”是形式，周公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实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是治国的基本要素，礼乐的这种治国内涵被无数统治者沿袭采用。儒家认为，礼乐因人情而设，有节制性情、提升道德的作用；“礼”的和是“中和”，礼以和为贵，就是在尊重各个阶层权利的基础上，要求人尽自己的义务而达到和谐，这种思想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刘丰《儒家礼乐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迪》

材料二：法治和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工具和手段，以维护君权为目标。但儒家德治的保守性适应不了当时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而法治思想完全忽视并否定道德价值的内心自觉作用，只有儒法融合发展，才能克服彼此缺陷。秦亡后，汉朝统治者充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经过汉初的无为而治的过渡，德治与法治在汉武帝时期走上了融合发展的道路。在汉武帝的支持下，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自此，封建统治者把德法并用，德主刑辅作为治国的策略，礼法文明开始取代礼乐文明占主导地位。

——摘编自王欣《先秦德治与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三：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源甚早，但到唐宋之际，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出现了文化转型期，唐朝统治者对世家大族的压制，客观上使得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家族的约束和保障，传统的礼法之学渐渐崩溃，家族文化逐渐解体，文化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个人精神逐渐得到释放，民风渐变。到了宋朝及以后的时期，随着选官制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逐步渗透到下层民众中。平民文学兴起，白话小说大量涌现，市民文艺广受欢迎。新的平民学者群体也不断壮大，他们到处讲学，儒家思想也呈现出一定的平民精神。

——摘编自蒋晓光《唐文化发展进程与唐宋文化转型的必然性》

材料一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宋代城市经济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加了，前代坊市的格局被打破了，到处可以设店、肆和作坊，商业活动场所扩大了。东晋南朝以来的草市或墟市在各地普遍发展，其中有一些形成为繁荣的小镇市。大小城市、镇布和草市，织成了地方商业之网，与广阔的农村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在生产最发达的两浙地区更加如此，可以说区域性市场在宋代明显地发展起来了。由于商业、交换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卷入了市场。

——摘编自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上）》

材料二   1038年12月，宋仁宗发现元昊称帝，“甲戌，禁止边境人民与元昊贸易”。在此之前，宋夏之间设立榷场和市等交易场所为双边贸易所用，贡使贸易也是宋夏之间合法贸易的一种惯常形式。西夏的输出物品有牛、半、驼、马、青盐等，宋的输出物品为帛、罗、绮等，其中茶为大宗输出产品。双方对于输出产品都有严格的控制，对于禁止私自输出的物品也有严格的规定。然而，“累戒河东、陕西请路经略司，禁止边民与西贼交市，颇闻禁令不行”。边民“肆意往来，所在无复禁止”。走私贸易在宋夏边境屡见不鲜，尤其是官商勾结，抑或是官员自己私自贩运，直至宋夏和谈，解除禁止榷场的规定。茶马贸易是宋夏经济的代表，它是双边对于自我商品缺少的认知和行为。而宋夏的和平共处、互相牵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因素，它牵绊住了宋夏战争的脚步，从而维持稳定的现状。

——摘编自张帆《仁宗朝宋夏战争之下的茶马贸易》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物质生产、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这得益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技术的进步。当时流行“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公元前685年齐国“相地而衰征”，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围绕“争霸”战争的需要，诸侯国们都在不停地进行着改革。经过改革，公室宗族逐渐衰亡，卿族甚或平民贵族势力增强，这些都为文化的理性主义和人本思潮的兴起奠定了社会物质基础。

——摘编潘俊杰、魏婧《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

材料二   西汉、唐、北宋南北方人口分布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