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宋代崇文抑武的实行 | B．宋代平民阶层的壮大 |
| C．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 D．宋代社会出现新变化 |
材料一 中国古代有三次大的人口迁徙，第一次是南北朝时期的“永嘉南迁”（307～311年），第二次是唐朝时的“安史之乱”（755～763年），第三次是“靖康之变”（1127年）。这几次南迁都是因为北方战乱不止，在求生的欲望下，北方人民纷纷向南迁徙。而南迁带给中国历史的影响不只是人口重心的变化，更导致了文化和经济重心的变化。优秀的北方人去到南方，不仅带去了优秀的文化，而且将那块未开化的地方变成了经济的重心，直到今日还处于中国经济的领先地位。
——摘编自刘建军《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十六讲》
材料二 与前朝相比，清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据《东华录》记载，1651年（顺治八年）全国丁男之数是1000余万。其时，户籍以一户一丁计。若按户各五人推算，加上由于种种原因而隐瞒的人口，实际数字在6000万上下。到康熙时突破1亿；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猛增到3亿以上；1834年（道光十四年）已经超过4亿。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6倍以上。同当时的生产力相比，其速度和数量都是惊人的。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关于中国古代南北方人口变化的观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代前期人口数剧增的原因及造成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农作物品种引进情况表：
| 时期 | 品种（括号内为原产地或来源地） |
| 汉唐时期 | “胡”字作物：胡麻（印度），胡豆、胡蒜（西亚、中亚），胡瓜（自西域传入），胡桃（波斯），胡椒（东南亚、南亚），葡萄（地中海地区）等 |
| “海”姓作物：海棠、海芋（印度），海枣（西亚）等 | |
| 宋元明清时期 | “番”字作物：番薯（中美洲），玉米（墨西哥），花生（南美洲），烟草（南美洲），占城稻（越南），高粱（从印度传入），番石榴（南美洲），番荔枝（美洲），香蕉、番茄、辣椒（墨西哥），南瓜（南美洲），橄榄（地中海地区）等 |
——摘编自《丝绸之路上中国作物品种的引进与输出》
材料二 唐宋农业的发展十分突出。学者估算唐朝的耕地面积最多时约合今亩5亿至6.5亿。政府重视水利，设有工部水部司、都水监等机构掌其事，既注意维护、利用旧有水利事业，又因地制宜新建了大量中小型水利工程。农具方面，唐朝出现了轻巧灵便、宜于深耕和精耕的曲辕犁，以及用于灌溉高地的筒车。唐时北方开始实行麦粟复种制，两年三熟。南方则出现稻麦复种。唐朝粮食的基本亩产量约在一石左右（合今每亩51.5千克），高者二石。宋朝多在一石以上，长江流域达到二至三石，甚至有高至六七石者。直到明清原有粮食种类的生产基本没有逾越这一水平。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胡”“海”“番”农作物传入的原因作出历史解释。(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释出现“明清原有粮食种类的生产基本没有逾越这一水平”现象的原因。
材料一
朝代 | 录取数据 | 状元人数（据载） | |
唐朝 | 开科268次，据不完全统计，进士在10000人左右，明经诸科统计为20619人。 | 有姓氏可考状元155人；有籍贯可考70人，南方19人，北方51人。 | |
| 宋朝 | 北宋 | 开科81次，录取进士51660人，经考证，还有漏榜。 | 有姓氏可考状元71人；有籍贯可考状元64人，南方29人，北方35人。 |
南宋 | 开科49次，录取进士45640人，经考证，还有漏榜。 | 有姓氏可考状元49人；有籍贯可考状元37人，南方37人，北方0人。 | |
——据林白、朱梅苏等《中国科举史话》整理
材料二 北宋中期士人群体觉醒，一方面，儒学复兴旗帜的高扬，为学术思想的整合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共政”的理念与政治格局，成为宋代文化的中心内容……以范仲淹、王安石等为代表的士大夫，尽管政治主张颇不相同，却都以“兴起斯文为己任”，都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与胆魄。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朝科举制与唐朝相比的变化，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新型士人群体”形成的影响。
材料一 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有其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共同之处是认为海外贸易可以，缓解“国库之急”。其差异之处在以下几位人物的论述中有一定的体现。李觏指出：至于蛮夷之国，舟车所通，窃我泉（货币）货，不可不察。苏轼在《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中追溯了前一年泉州商人为高丽雕造佛经载往彼国获利，后又栽高丽僧侣束宋境一案，并指出因高丽臣属辽国，使此案具有通敌之嫌。叶适对于泉州“每岁造舟通异城”，而地方官却体恤百姓，不趁机增加赋役的做法十分认可。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大陆型国家，所以不可能像西欧的一些海洋型国家，如英国与荷兰一样，把海外贸易的观念上升到经济思想的高度。荷兰人格劳秀斯在1604年就写了《海洋自由论》。英国人托马斯·孟、尼古拉斯·巴尔本也分别写了他们的《贸易论》。这些人共同主张鼓励官、私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增加国家与个人的经济收入。格劳秀斯更是在1625年出版了《战争与和平法》，提出君主应该制定条约并接受约束，应该利用法律制度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海外利益。
——以上材料摘编自陈衍德《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中国宋代士人、西欧学者海外贸易观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与西欧海外贸易观差异的原因。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十余年间庞大的军政费用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额财富消耗殆尽，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的势力迅速发展，富商大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史势，以利相倾”。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破产流亡，“背本趋末者甚众”。为此，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国家统一征收、转销、调运货物）平准（国家平抑物价）算缗（对商人、工商业兼营者和高利贷者加征财产税）告缗（对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等。
——摘编自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
材料二 宋代政府把商业看成是国家财政的巨大宝库。对于国家而言，一味地压制商业，只注重农业的发展同允许商业有一定发展，给商人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以获得高额商业利润相比，后者更能适应处于转型时期的宋代社会的发展。民间商人阶层已崛起成为整个宋代社会中一支重要而又最具活力的社会力量。大大便利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从而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商业资本，也由此而直接导致了国家商税的不断增加。
——摘编自冯葚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经济政策调整的特点和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宋代经济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其意义。
材料一 唐朝统一全国以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发展到高峰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粮价越来越便宜。开元十三年（725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州）、齐（州）五钱，栗三钱”。此后直到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有户615万多，人口3714万。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户数增至891万多，人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人口统计数的最高值。经过劳动人民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耕地面积也大幅度增加，据估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摘编自陈秀平、欧阳庆芳《隋唐时期农业立法及农业发展状况浅析》
材料二 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土地的开垦，宋太祖到宋真宗之间约40年的时间里，新垦土地增长了1倍，达到了约3498万公顷。“土狭人稠，田无不耕”“虽晓确之地，耕耨殆尽”。宋代法律对土地的保护日趋完善规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土地的大量开垦和土地权属的确定，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北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颁行了《农田水利法》，鼓励百姓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修复了一些汉唐以来所废弃的陂塘、堤堰、沟渔，农田产量大大提高，农业经济一度繁盛。宋代农耕技术的提高和农具的改进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业发展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倾向和人口的增长。
——摘编自杨楚昕《宋代农业经济繁荣的原因探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促进唐宋农业发展的共同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农业发展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农业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
材料一 在宋代两浙地区，农村市场快速发育和成长，广大农民越来越多地卷入到市场活动之中。在两浙地区，到北宋中期，镇作为农村经济中心地的意义已基本确立。南宋时期，不少镇的市场发展水平不仅赶上，甚至超过地所在县城。
——摘编自陈国灿《宋代两浙路的市镇与农村市场》
材料二 西汉中叶中国商人渡海到达印度半岛，购置当地奇珍。到了唐代，海外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广州设置了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宋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当时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数十个，进口货物在400种以上，宋王朝在海外贸易方面的收入不断增加。宋高宗绍兴初，年收入占当时全部收入的1/20。宋代及其以后，海路已经取代陆路而成为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摘编自王嘉《两宋海外贸易发展的社会基础》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两浙地区出现的经济现象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海外贸易的特点。
材料一 两汉农村市场的兴起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小农的生产条件对社会依赖程度增加，他们为提高生产率，购置铁农具和大型牲畜等，不得不仰求于市场……农民当时虽属自给性生产，但在农副业及家庭纺织等方面，仍有部分剩余劳动产品的增长，使他们交换能力扩大……农村涌现出了一批工商业者，如当时有专门铁匠、“贩盐”者、“屠狗”者、“开酒家”者等，这各色人物的经营范围，有助于丰富农村市场的商品内容……小农追求富裕的思想，也具有为价值而生产的支配意识，在“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黄今言《秦汉商品市场的层次结构与发育状况》
材料二 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辅，而非求以相病，则良法美意，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哉……官民农商，各安其所而乐其生，夫是以为至治之极。
——（宋）陈亮《四弊》
材料三 中国古代的城市与商业一贯发达，但中国的商业与城市一向都是在体制内发展的，受社会主流体制的节制与约束。商人与社会上的其他成员同流，并不具备超主流体制的特殊身份。……而且，历朝历代都有非常强大的官办商业，这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中国的城市主要不是起商业功能，而是起政治功能，是中央政府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
——钱乘旦《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东方普遍性与西方特殊性》
（1）据材料一，概括两汉农村市场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2）材料二反映的主要经济观点是什么？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作者提出此观点的原因。
（3）据材料三，概括指出阻碍中国古代城市商业发展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