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两宋时期我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图书出版市场。中国人口在汉唐间未能超过6000万，而到北宋末年，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了1.4亿。人口增加带来了生存竞争压力，导致一部分人不得不通过读书、业儒，进而入仕以求改变困顿的家境。据统计，两宋科举取士正奏名和特奏名共12万多人。科举的直接参与者和接受教育者数量的剧增，培养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体。两宋时期国子监刻书计有9440卷。一些政府部门、地方学校也都刊刻了一些与科举有关的书籍和相当数量的经传史记、诗词歌赋等。通俗读物、童蒙读物、民间日用书籍等成为市民阶层所需要的文化产品。此外，医方、历书、占卜类书也是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书籍。当社会对图书的需求与图书生产联动协调时，宋代的图书市场便就此形成了。

——摘编自白金《人口、科举与宋代图书出版市场的形成》

材料二   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使用以牛为动力的机器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格致书室、美华书馆和广学会等20多家出版机构。1846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禁教令。这一时期在中国出版的图书主要有《养心神诗》等传教小册子，《华英字典》《中葡字典》《拉丁—中文词汇》等工具书，还有大量有关西方学术、文化和科技的著作，如《东西史记和合》《大英国志》《代微积拾级》《几何原本》等。1851年由广州西关金利埠惠爱医院出版的《全体新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对中国医学界影响很大。

——摘编自郑艳红《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图书出版》

①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特征是以青铜礼器为中心形成一整套礼仪制度，代表国家权力与等级秩序。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则显示出，中原地区形成的这套礼器制度也影响到遥远的古蜀地区。从1986年两个祭祀坑出土的112件青铜器中，便有尊、瓶、盘等礼器的存在，而且在器形和纹饰上也模仿了中原青铜器。但三星堆同时还存在着以黄金“权杖”、象征权力与威望大小不等的青铜人像、神像、黄金面具等来表达和显示等级与权力的另一套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内涵。

——摘编自霍巍《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世界性意义》

辽宋夏金对峙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饮茶成风，对农耕民族的提供茶叶、丝绢等手工业产品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而对两宋王朝来说，由于战争和农业生产的需要，中原地区也离不开游牧民族的马匹、牛羊和毛皮原料。例如，“澶渊之盟”后，宋辽达成协议，在河北沿边陆续开放榷场，用中原地区的茶叶、缯帛、漆器、瓷器等换取契丹的牛羊、马匹等。汉族建立的两宋王朝通过设置榷场、和市和朝贡等形式与周边民族进行经贸往来，将中原农耕经济区与北方游牧经济区两种经济类型较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互为补充。在各民族经济贸易的促进下，一张全国性的市场网络逐渐发展，加速了中国各民族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进程。

——摘编自段红云《略论辽宋夏金对峙时期中国民族的一体化进程》

同盟会成员刘揆一于1911年撰写《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他认为应该“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者为满洲皇族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现今之君主政治，无论其为专制，为立宪，无论其为满人，为汉人，皆当排去之者也”。他提出中国内有分裂之虞，外遭欺压之迫，需要达到真正的民族团结，共同“挽救今日中国瓜分之局”，与列强并立于世界。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明确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191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写道，“民国成立，五族一家，凡属国民，均为主人保此大好河山”，“五族共和，平等自由之幸福，汉族与满蒙回藏共享焉”。

——摘编自王正文《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的嬗变》等

“十四五”时期，要充分发挥新疆区位优势，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为驱动，打造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的高地；要积极推动培育壮大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要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开展治沙治水和森林草原保护工作。

——摘编自《紧贴民生推动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0年9月30日

2014—2020年新疆经济状况（部分）
生产总值	贫困发生率	中央财政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支援	援疆项目1万余个

材料一   汉唐时期，有记载的研究《论语》专著约百部。而两宋时期有250余部。《论语》是北宋文人必读经典之一。深受重视。他们虔心研治儒学，成就了北宋《论语》注疏的辉煌局面。两宋对于《论语》的注解。不再局限于此前的章句、训诂、名物等。而   开始注重对其义理的阐发与分析。都体现出诠释义理的深度。代表作有程颐《论语解》、朱熹《论语集注》及陆九渊《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等。《论语》学的发展蔚为壮观。

——摘编自刘亚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流传研究》

材料二   4世纪后期。《论语》传入日本。7世纪。日本最早的宪法中多条目直接出自 于《论语》。大化改新时的教育机构中《论语》被定为必修书目。《万叶集》《源氏物语》 等作品均引用了《论语》的话语。9世纪。祭拜孔子与孔庙合法化，宫廷首开“论语讲   筵”。18世纪，朱子学在日本取得官学独尊地位。政府和民间初等教育都以《论语》为教   材。近代日本企业家利用儒家伦理。为其追求利润找到合理的理论依据。从17世纪开始   《论语》等中国儒家经典传入欧洲。中国儒家不依靠宗教力量、以伦理道德支撑社会发展   的思想体系，成为欧洲思想家们学习的对象。其中伏尔泰尤其引人瞩目，他认为中国“在   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对《论语》译介 与研究兴盛，译本越来越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之一。《论语》也在当时成为世界第二大畅销出版物。

——摘编自馆冈邦雄《<论语>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许倬云《历史大脉络》

材料一   早在先秦时期，家国同构。自秦汉而下，宗法活动以社会上层贵族为中心展开，魏晋门阀士族是其代表。至隋唐，贵族型家庭制度逐渐瓦解。北宋时，“近世名门鲜克永世”“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一些士大夫成为新宗族组织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带头呼吁，以尊祖睦宗为要旨，团结宗亲。其他社会阶层后来也开始效仿，慢慢地发展起了一种新的宗族形态——“平民型宗族”。

——摘编自包伟民《陆游的乡村世界》

材料二   10～16世纪间，中世纪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对地位和血统的执着是当时的标志之一，法定地位是中世纪欧洲人的身份标志，贵族观念是这一状况最明显的表现。但是，欧洲社会不断涌现出掌握新财富乃至实力的新贵，他们无法在既有的等级体制中找到容身之处，便向传统发起挑战。他们很快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社会形态、行会、传说和团体，使商人的社会身份拥有了新的定义。商人阶级的兴起几乎完全是城镇发展的结果，商人的出现与这一中世纪欧洲文明中最具活力的元素密不可分。任何地区的领主都寻求城市的支持，以便对抗国王；而国王则争取市民的支持，借助他们的财力以打压势力过大的属臣，并因此向城镇授予特许状和特权。

——摘编自[英]J.M.罗伯茨《企鹅全球史·文明的分化》

材料一   宋代引入的占城稻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外来农作物品种。在唐末传入我国后，经宋朝政府的大力推广，兼之自身的优良品性，逐步发展为长江流域居主体地位的粮食作物，并相继演化出众多优良的新品种。由于占城稻的生长期比较短，江南地区种植占城稻的时间，大致是在每年的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在收获完占城稻后，还有较长的农时可以用来种植麦类作物。宋代以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以及人口南迁，导致南方江、淮、浙一带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

材料二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在国内成功推广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等国际组织对世界上主要的水稻种植国，特别是缺粮国，开展了一系列杂交水稻技术的援助项目，聘请中国专家到受援国进行技术指导和技术推广工作。目前，中国杂交水稻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试验示范，其中有10多个国家开展商业化种植，种植总面积超过7800万亩，平均每公顷产量比当地常规品种高出2t左右。